岳飞生辰八字算命-土匪为什么不劫八百里加急
岳飞生辰八字算命,土匪为什么不劫八百里加急?
土匪无非是为了财和物,而“八百里加急”多为书信和情报信息,劫“八百里加急”无利可图,而且劫官家的物质,按律必死无疑。大家都读过《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章,什么人劫的官方财物,落草为寇的人、亡命徒、对抗朝廷的人,一般劫匪可不会这么做,怕抢到了也无福享受。
何为“八百里加急”?
古代的国家邮政 *** 叫作“驿传”或者“邮驿”,是古代 *** 为了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特别说明是官办官管官用,民间是不用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 *** 的公文往来和军情传递,也承担一些物资的运输工作。
影视作品中,在沙尘扬起的路上,驿差策马飞至,冲到一个拢缰立 *** 驿差前,递上公文袋的同时高喝“八百里加急”,同行不敢有半点儿懈怠,接过公文袋挎在身上,挥鞭催马疾去……这就是中国古代远途传递公文的方式,据其内容紧要程度,分为一昼夜行程三百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途中可在驿站换人、换马、食宿等。
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驿差晨起催马从陕西咸阳出发,晚上就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陇山(六盘山)。当然,影视、诗文属于文学艺术作品,难免虚构、夸张,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八百里加急”究竟有多快?
《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驿路隔50里设一站,快马一个时辰(2小时)抵达下一驿站,每站换骑手和马匹,24小时可连续行进600里。《唐会要》记录: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范阳叛乱,远在3000多里之外临潼的唐玄宗,5日后得到奏报,可证实,“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的速度是600里左右。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全国有驿站1639个,驿卒2.7万人,各驿站设有食宿、马厩、驿车等生活交通工具,从驿站过境的车、马、人要出示官府的“邮符”,而上奏朝廷的“八百里加急”须持有兵部特制的“火票”。
宋代《五经总要》曾提到唐代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至燕郡城(今辽宁义县),经汝罗守捉(今辽宁北镇)120里,渡辽河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约500里,设17驿,伺驿卒宿食更骑。”可见,当时从朝阳到辽阳600余里路途,设有驿站17个,“八百里加急”即日可抵。
“八百里加急”不仅是朝廷向地方传达旨意、官府运送紧急奏本的绿色通道,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
《资治通鉴•宋纪三》记载:公元430年,北魏元帅吐谷珪统领2万铁骑从幽州(今北京)讨伐宋国领地济南。当时,宋国从幽州到济南设有伪装成酒楼、客栈、茶馆的30多个驿站。魏兵刚出城,宋国密探便策快马、走驿站,仅用两天就报知了济南郡守萧承之,萧承之马上集结周围的兵力,撤离城内8万余百姓,设下埋伏“守株待兔”。
魏兵行进4天抵达济南,却见四门大开,城内空无一人。吐谷珪正在大惑,城外喊杀声突起,数万宋军把魏兵死死困在城中。不到3天,城内粮草断尽,吐谷珪只得率众投降。这就是历史上得益于“八百里加急”传递情报的战例。
到了清代,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书传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甚至八百里。咸丰和同治时期,由于战火不断、军情紧急,出现了“红旗报捷”,一旦前方打了胜仗,就立刻以八百里的速度飞递,沿途驿站秣马以待,一听到 *** 立刻飞身上马,驰往下一站。
上世纪6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发掘出土的赵义深家书是当时的一份书信实物。这封信农历九月五日从西州(今吐鲁番)发出,十二月三日在洛阳收到,两地相距大约3000公里,3个月后收到,平均每天耍走30多公里。
再谈谈“八百里加急”防止泄密手段。在秦代,文书写在竹简上,传递前人们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在结绳处使用封泥,并盖上相关印玺,以防私拆,写在绢素上的则要装入书袋中。到了汉代,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外封套有函、箧、囊等,根据物件的形状、大小,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中。
在唐代,公文邮件的封装通常要用囊封。封泥不仅有保密作用,还有等级之分,更底五封,更低三封,封泥越多邮件越重要。清代邮件的封发、保密和防损工作做得更好,有“重封入递”“木匣入递”“绢袋封发”“汇总封发”“长引隔眼”等多种装封手段。清代在速递奏折一类的重要邮件时还有专用的封装程序,使用“封桶”“报匣”“夹板”等封套,外人是绝对看不到的。
《唐律疏议》规定,“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白。”打板子是最轻的处分,若快递送晚了或是不依驿道行走,要根据耽误时间的长短、公文的性质、引起的后果作出相应处罚,最严厉的就是处死。对 *** 或私拆、损坏、丢失邮件也有相应处罚规定,其中对泄密处罚得最严厉,“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此后各朝代对邮递违规的处罚规定,均与唐朝差不多,所以,没人敢劫取这官家信件。
翁同龢算不算奸臣?
晚清的官场上,有两个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李鸿章,一个就是翁同龢。
两个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既同朝为官,又属不同的阵营,还是私人感情上的死对头。
晚清知名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说的就是上述两个人,显然,这幅对联对他们两个饱含讽刺,那么翁同龢是不是奸臣呢?
一、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多说,但人死了后,就可以 *** 客观地去评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俺们是老乡,沧州人。其中有喜来乐给李鸿章看病的情节,喜来乐把 *** 比作烧饼,把沧州比作烧饼上的芝麻,这么大一块烧饼说丢就丢了,你的病我看不了。
李鸿章当时怒了,说了一句:
“议和是太后让去的,条约是圣上批准的,所以满朝文武都说条约签得好。我也知道,等我百年之后,我一准不是个人啊。可我以为总得等我死了才会有人骂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你也敢说这番话。”
这就是李鸿章对于盖棺定论地阐述,他也清楚自己签了这么多 *** 条约,死后必然会被骂。但是他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议和是慈禧太后要求的,条约是光绪帝签字批准的,结果这个锅让他背了。
同样,喜来乐也有小市民的局限性,他只知道签约的是李鸿章,也只敢骂李鸿章。对于真正导致战争失败的太后和光绪帝,却不敢表达意见,这或许就叫反奸臣而不反皇帝吧!
同样的道理,后面对于翁同龢的评价,也仅仅是把他放在了“奸臣”的位置上,而不是去追究他身后的势力。
咦,有人就有疑问了,翁同龢什么时候成了“奸臣”了,教科书中可不是这么写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还是回到那副对联,那副对联其实就表明了两个意思:
一是李鸿章太贪心,二是翁同龢太无能,其实这样解释,并没有做到一一对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逐渐理解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李鸿章也转变成了实干家,翁同龢却成了空想家。
至于贪,其实俩人都贪的,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名,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流是被饿死的,也就是说清流并不清贫,真正清贫的活不下来。所谓的清流,不过是一个阶级罢了,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更高点,抱团抨击异见者罢了。
作为 *** 子弟,货真价实的科举考试状元,且为两任皇帝的老师,还是清流领袖。翁同龢在史书上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场,其人品,还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主观上没有做过恶事。
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传统观念中,人就分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非黑即白:
比如坏人,就得有个坏人的样,坏得流脓的那种,像从小就弹球打蛋、放屁呲窝、劁猪煽马切驴蹄、漱梨核子拔烟袋、偷鸡摸鸭子、爬瓜溜西瓜皮……
长大了后看见民女就想上啊,看到老人就想踢啊,看到小孩就想拐啊,等等等等。这类型的坏人,虽然“坏”字写在脸上,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他发坏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讲这些例子,倒不是翁同龢有多坏,而是要表明,有时候不坏的正人君子,其对国家,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
三、
对于翁同龢,咱有一说一,其人并不坏,他比顽固派要开明的多,像维新派的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的。他又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要保守,尊崇儒家的那一套,也有点排斥外来事物。
晚清认识翁同龢的人,评价他人是聪明的,但是格局方面,还是欠缺:
“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评价翁同龢: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翁同龢这个家伙,缺乏魄力,说话办事总是站在道德更高点的。他不干,也能说出自己不干的道理,他干,也能说出他干的道理。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可,在他嘴里,总是能给自己圆场,这就是读书太多的人,迂腐的表现。
他可以 *** 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也可以夸自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可以 ***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也可以夸自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也导致在举荐康有为一事上,他犯了糊涂:
他知道光绪帝肯定喜欢康有为,所以举荐的时候,一直夸他的才干胜自己十倍。康有为是啥人,朝廷上下谁不知道,翁同龢此举算是得罪了顽固派,可是他还不放心康有为,又加了一句:
“人之心术,能否初终易辙,臣异未敢深知。”
得,这下子又把维新派都得罪了……
四、
翁同龢要不要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买单?
言归正传,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在翁同龢身上。在《走向共和》中,关于这个问题,也是阐述的相当准确,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
如果说带有个人情感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翁同龢小肚鸡肠,因为自己大哥翁同书的事,跟李鸿章有了私仇。所以,在后来他当户部尚书的时候,故意卡北洋水师的经费。还在后来成了主战派,怂恿光绪帝宣战,并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如果从阴谋论或者是党派斗争上谈的话,则是因为翁同龢是帝党,李鸿章是后党:
1886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良心发现,要还政给光绪帝,不再垂帘听政了。翁同龢这个迂腐的文人就体现作用了,这一点他还写到了自己的日记里,在他的观念里,更高权力(皇位)的禅让,是要三辞三让的。
“三辞三让”是源自于周泰伯让位于季历事,后人称之为盛德,后来就变味了,成了一种潜规则的礼制了。比如曹丕辞了几次后,才勉强接过了汉献帝的皇位,比如李世民,也是一再推辞,才不得不接受李渊的皇位。
所以,翁同龢自作聪明的恳求慈禧太后,不要一下子归政给光绪帝嘛,你还可以训政啊,巴拉巴拉,想塑造一个母慈子孝的典范,此处可怜光绪帝一小会儿。
结果,人家慈禧太后倒不客气,既然你这么强烈的恳求我,我就勉为其难,再训政几年吧!
五、
1886年到1888年,这段时间,其实是两套班子在运作,光绪帝一套, 慈禧太后一套,但军政大事还是慈禧太后掌控。
1888年,光绪帝大婚,这时候是要完全归政给皇上了,慈禧太后也不恋权,时不时去还没修好的颐和园小住,至少她得做个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就开始耍小聪明了,也是从这时候起,北洋水师的经费断了,他开始全心全意促成颐和园的迅速完工:
“南北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后来爆发的甲午战争,主战的翁同龢其实还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算盘也是相当的龌龊,战败了,则可以一举废掉北洋水师,废掉李鸿章的兵权,后面再建大清海军,光绪帝掌握兵权。如果打胜了,更显得光绪帝的威武和自己决策的正确,乘势废掉后党的军权,也不在话下。
只是,翁同龢没有想到战败的代价如此之大,他又反过来埋怨李鸿章去签那不平等条约了:
“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
实际上,我觉得翁同龢的思想不一定会这么龌龊,也不会那么小家子气而不顾大局。纵然他跟李鸿章有私仇,但是放在了军国大事上,这种气度还是得有的。
六、
翁同龢这么表现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迂腐,他这种文人从政,更大的弊端是不接地气。他根本不认为大清会败给日本,完全是怀着一腔热血,忠君报国的思想主战的。
毕竟北洋水师吃了那么多银子,平时张口闭口就是老子亚洲 *** ,怎么真到事儿上了,你李鸿章又说打不了呢?
北洋水师战败,不仅翁同龢震惊,整个清廷上下,包括西方列强们也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当然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好多次了,就不细讲了。
在《走向共和》中,恭亲王临终前跟光绪帝说话,提到了翁同龢,他气不打一处来,评价翁同龢是:
“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意思就是说,把整个天下的铁都哪来铸,都没有他翁同龢犯的错大!
实际上,恭亲王之所以不喜欢翁同龢,除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痛心疾首外,还是因为他是洋务派。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一场战争,打回了几十年前,自己一生的心血全废了,无处发泄,只能发到翁同龢身上了。
对于翁同龢来讲,他的才华、学问、清廉都没有问题,为人也算正直。但吃亏就吃亏在他读书太多,满腹经纶,什么事到他嘴里总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且好为人师。
出发点不能说他错,但终归是得罪了太多人,再加上后来意志不够坚定,变来变去的,最终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所不容,随便找了个借口,弄回家养老了。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曾经动过杀翁同龢的念头,但荣禄帮他躲过了杀机:
“本朝尚没有杀过师傅!”
翁同龢临终前,作了一首诗,算是给自己的一生定了性: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回到题目,奸臣的话,翁同龢还真算不上,但是确实误了国,本来可以做到更好的,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是个昏臣吧!
却死于莫须有?
岳飞忠而见诛,无疑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而造成岳飞悲剧的可能是这几个原因。
一、对手的施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北狩”,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或者说“靖康之耻”。
不过中原虽已沦陷,但江南尚算完好,而且金军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统治北方。
康王赵构,这才得以重新搭建赵宋王朝的统治框架,史称其为宋高宗。
也许是被气势汹汹的金人唬住了吧?
宋高宗对金人一味乞和。
就是南宋初年与金人的争夺,也是为了"以战促和″不得己而为之。
而当岳飞等“中兴四将”基本上遏止了金人和金人扶植的“伪齐”政权的攻势,南宋小朝廷站稳了脚跟后,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苟且偷安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了。
而南宋小朝廷里面,又一直存在主和派和主战派。
主和派要求让步妥协,企图达成和金人划江而治的目的。主战派则要求北伐中原,恢复失地。
由于岳飞是坚定的主战派,所以不仅成了主和派的眼中钉,也成了曾经吃尽了“岳家军″苦头的金人的肉中刺。
因此,当宋高宗想和金人议和的时候,金人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除掉岳飞。
这是造成岳飞的悲剧的外来压力。
二、宋高宗的猜忌赵宋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之上的。
而五代十国又是一个武人专权,军阀跋扈的著名乱世。
短短的53年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平均每个王朝只有十年左右的寿命。
在那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时代。
大大小小的军阀凭借骄兵悍将的支持,不断发动政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腥风血雨。
因此,赵宋王朝建立后便不惜矫枉过正,也要将财权、兵权全部收归朝廷掌控。
不准武将拥兵自重,以免再出现军阀,成了赵宋王朝的家法和铁律。
然而,由于北宋灭亡后局势一度混乱不堪,迫使南宋皇帝不得不放松对武将的控制。
于是,“中兴四将”人人有兵,南宋又出现了“内轻外重″的苗头。
这是宋高宗不能容忍的。
尤其是“苗刘兵变”后,宋高宗对武将拥有的重兵越来越不放心。
因此,就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岳飞等“中兴四将”的兵权。
失去了军队的庇护,宋高宗对岳飞又有了猜忌之心,这是酿成岳飞悲剧的另一个原因。
三、权臣的逢迎与 ***宋高宗是个苟且偷安的皇帝,而他所信任的大臣秦桧又是一个主和派。
因此,主战派岳飞和主和派秦桧渐渐水火不同炉。
而秦桧又是一个善于逢迎赵构的人,并且还很善于“挟虏势以要君”。
秦桧知道赵构讨厌岳飞,也知道金人痛恨岳飞。
为了逢迎主子和取悦金人,竟不惜指使人诬陷岳飞谋反,最后更是凭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
然而,即使南宋小朝廷害死了岳飞,甘心称臣纳贡花钱买和平,也仍然没有阻止金军的进犯。两国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金国于1234年被草原帝国吞噬方休。历史上真正的女侠秋瑾为何如此受人尊重?
鉴湖女侠,绍兴三杰之首,中国女权 *** 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打开百度百科,我们可以轻松的从秋瑾的页面中找到这些字眼。很多人知道秋瑾是因为民国初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还有其为女权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但是很少人知道秋瑾先生短短三十二年的人生有着很丰富的经历,足以让我们当代的青年叹服。
秋瑾诞生于清朝光绪元年的福建。彼时的福建与风雨飘摇的北部各省相比起来,有着如轻纱似的繁华。小县云霄中的 *** 书院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就这么迎来了这么一朵应时代而生的烈火玫瑰。先生的原名有两个字,闺瑾;又有着极美的字,璇卿。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自曾祖父起,秋家就在杭州的萧山兴旺起来。五代为官,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先生的父亲终于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成为郴州直隶知州。年岁尚在冲龄的先生随着全家移居到了湖南。在能文的长兄和能武的表兄的带领下,先生显示出了其与众不同的聪慧。十岁熟读四书五经,好文史,能诗词,十五岁骑马击剑更是不在话下。就是在这种古典精英教育下,先生不服输的性格展现出来。
但是,封建传统思想在家规里处处显现着,即使家里再宠爱先生,也不能因她一人而违背已经变了味的儒家束缚。光绪二十二年,已经是大姑 *** 先生熬不过家里的劝阻,嫁给了湖南富绅子弟,与曾国藩有着姻亲关系的王家老三,王廷钧,又名纯馨。在先生的那个时代,丈夫往往要比妻子小上这么几岁,先生就要比她的丈夫大上三岁。年龄上的差距并没有变成夫妇之间的障碍。根据先生的侄女,王蕴琏的《回忆婶母秋瑾》一书中的描写,先生和她的丈夫不仅在一起延师课读,切磋学艺,还经常琴瑟和谐。如神雕侠侣般自在的两人广交好友,著名的“潇湘女三杰”中的另两位,曾国藩的堂弟媳唐群英和曾国藩的女徒弟葛健豪,就是这时候和先生认识的(大家都是曾国藩的亲戚)。
(秋瑾的书法)
先生在另两位女侠与自己的丈夫的鼓励下,努力的发展自己的见识和知识。他们之间也达成了一股子英豪的共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家境的殷实,先生和丈夫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结婚的一年后有了 *** 个孩子。但是先生并没有马上的转换到贤妻良母的模式,反而写出了著名的“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莫奈何”的著名诗句。和丈夫的一次交流中,先生就说到:”将巾帼易兜鍪。”
光绪二十五年,结婚的四年后,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的 *** 年。先生的丈夫为了报国,捐了户部主事的京官。全家从湘潭北上京城。一年的长途跋涉后,秋瑾先生被皇室封为“恭人”的诰命,成了名副其实的贵妇人。夫妻两人在京城这座已经被洋务文化渲染浓重的地方开了眼界,甚至聘请的家庭教师一起学习洋文。先生可是中国 *** 位坐着四轮洋式马车去看戏的女性。这段日子对先生来说是幸福的,因为在先生的日记中有着:夫婿近来习洋文 的字眼,可谓是最温馨的一次好评。
好日子,总是很短。1900年是庚子年,也是中国苦难近代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困苦使得一家三口不得不放弃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回到了湖南避难。第二年的八月,先生的女儿,未来中国的 *** 位女航空员,王灿芝诞生了。女儿的出生给了先生更多思想上的负担,毕竟母爱无限,先生在思想和女德上的争执大概陷入了更高峰。但是,第二次入京给了先生最后一次强心剂,帮助先生做出了她的选择。
先生的丈夫回京后高拜正二品兵部侍郎,进入了中国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先生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认识了更多上层名流。在北京这个朝廷上,少壮派的年轻官员们渴望着改革,比如说与先生家交好的廉泉及其夫人吴芝英。在这样西化圈子的影响下,又因为目睹庚子之乱夷人的暴行,先生终于做出了要用实际行动救中国的决心。在和丈夫不断地思想斗争下,先生顽强的坚定了自己的立场,说服了丈夫及家人,与次年离开北京经上海前往日本,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而先生的丈夫,选择了带着两个孩子,辞了官,回到了老家隐居起来,期盼着心爱的妻子早日归来。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
茫茫大海,飘渺邮轮,先生只身一人远赴东洋。彼时的日本,有着太多国人所期待的先进知识,文化思想。又因为两国文化共通,成为了当时留学首选。先生在东京加入了东京中学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补习班。经常参加留学生大会,浙江和湖南同乡会。因为先生的博学和天生的气质,逐渐的开始在群星璀璨的留学生中展露头角。经常的发表女权主义文章,演说革命救国。先生与陈爱芬女士在日本女留学生的赞助下成立了著名的共爱会;又加入秘密会,确立了反抗清廷,恢复中原的革命思想。在这期间,先生与周树人,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和 *** 等革命先驱成为同志,创办了《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成为了大家的军师。
(秋瑾先生加入光复会照片)
“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事必弱。” 先生以“鉴湖女侠”为笔名,在《白话》月刊中发表了一篇篇传唱千古,脍炙人口的文章,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季,先生考入了横滨青山实践女校,但是因为学费不够,只能暂缓回国,在上海筹集学费。但是,历史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先生在上海期间机缘巧合结实了蔡元培和徐锡麟,加入了徐等所创办的光复会。这划时代的结社让国内的革命有了 *** 次实际上的发展。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写下如此大气磅礴的诗句后,先生毅然加入了已被清 *** 列为”必剿之“的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因为清当局张之洞等人的担忧,日本当局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来限制留学生在日结社,成党的行为。先生大失所望,愤然回国。归国前看好友周树人退缩不归,不敢为革命付出代价时,大骂其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更是宣判了鲁迅先生的死刑,拔刀高喊:“贼人吃我一刀。” 先生对革命之热忱,之激进,真可对的上其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的感慨。
1906年,先生回到上海创办上海公学。又在绍兴女学堂授课。但是私下里,先生和其同志徐锡麟一起联系着革命事宜,希望能与在越南的 *** 先生所策划的黄冈 *** ,七女湖 *** 遥相呼应。七月,先生回到了久违的家,和丈夫还有心爱的两个孩子见了面。小聚后,先生拿走了最后一笔家里的捐助,为了是创办《中国女报》。临走前,先生和家人诀别。因为自身革命的特殊性而不愿影响家里的亲人,先生选择了脱籍,与家人断绝了关系。
即使写下”人生处世,应当匡救时局的艰危,已实现自己的抱负,怎能为柴米油盐等家庭琐事了此一生?“ 的句子,当先生一纸休书在手,与家人作别时的心情,又有几人得知?
”白云斜挂蔚蓝天,独自登临一怅然。欲望家乡何处似?乱峰深里翠如烟。”
这首七言绝句是先生为数不多的思乡之语。一女子,怎能不为抛夫弃子的苦涩而痛苦,又怎能不为已有预感的结局而悲哀。
”不惜千金耍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1907年夏,先生将浙江光复会员与群众组织成了光复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 ”八字为序,编成八军,推同志,表哥徐锡麟为统领,自认协领,相约同时在安徽与浙江 *** 。但是因准备不足, *** 失败。在谢绝王金发等盟会成员要其暂时离开绍兴的劝告,在六月初四与绍兴大通学堂被捕。被捕前,她遣散众人,毅然自身一人独坐大通学堂,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
当千百次严刑拷打将 *** 撕得皮开肉绽的时候,先生毅力和对革命胜利的决心催动着她抗争到底,绝不吐供。又因先生所交甚广,与上海《申报》等主编有着深厚友谊。在被捕的 *** 天就被新闻炒的沸腾。民众遥相呼应,忘清廷刀下留人。审理先生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抵挡不住上峰浙江总督,清廷保守派张曾教的压力,判下先生“斩决 ”。面对死亡的威胁,先生只是要求两个条件,不砍头,不 *** 。
1907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被拘捕的第二天凌晨,仅仅三十二岁的先生在绍兴的轩亭口从容就义。死前留下了千古绝唱:
秋风秋雨愁煞人
如秋风一样的女性,攒着贴身的宝刀,再一次抬起头,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先生的死讯后,王廷钧悲痛难耐,却因先生死前身份的特殊而无法前去收尸。迫于家族压力,媒体 *** ,让这个三十岁的文弱年轻人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仅仅三年不到,王廷钧与世长辞,死前特别嘱咐母亲和儿子将先生的遗骨接回湖南老家。这个历史上默默无名,甚至背着负面名声的“暖男”,在为妻子付出了一切后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实际上,先生的葬礼一共举行了十次。先是以为“连坐”之危险,无人认领尸体。县令李钟岳将尸体安置在绍兴的卧龙山西北。后因殡舍主人得知此乃反贼之尸骨,要求其迁出。万般无奈的秋誉章,先生的长兄,只好将先生安置在荒地中。吴英芝与徐自华两位女士得知先生死讯,悲痛欲绝,徐自华女士自费在西湖旁边买上了一块地,将先生葬于西湖。1909年11月,在已经逝去的王廷钧和先生长子王沅德的名义下,先生的遗骨迁葬于湘潭之昭山。王廷钧不顾先生革命党和非正常死亡不能迁至祖坟的规矩,毅然地和先生葬在了一起。1912年五月,经民国 *** 湘,浙 *** 商定,烈士遗骨应复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王家出资,在湖南长沙修建了秋女烈士祠。后几经战乱,终于在1980年,将先生的尸骨从废旧的坟园中找到,复葬在西湖之畔,与岳飞墓相邻。鉴湖女侠在多年的风雨漂泊后得到了应得的安息。
谁能拿出明确的史料来证明宋代有金牌制度?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金牌并不是用金子做的令牌。宋高宗发出的十二道金牌,其实应该说是十二道金字牌,这种金字牌是创立于北宋时期。
金字牌是宋时落后交通条件下一种最快速的邮递我们在演义小说或者戏曲上往往会看到有金牌令牌这样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金字牌是在宋代交通条件非常落后的特定基础上而出现的一种最快速的邮递。金字牌创立于北宋神宗时期。
《梦溪笔谈》卷11记载,木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以作递送皇帝发下急件的标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金牌”是木牌用朱漆刻上金书后而称为“金字牌”。当时北宋神宗时 *** 这种“金字牌”就是为了解决邮递慢的这个问题。
“金字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南宋,成为南宋初期传递紧急军情的重要措施南宋初期,宋金两国经常发生战争,在军情紧急时,都是用金字牌来传递文件,当时用金字牌递发的文件数量是比较大的,例如从绍兴四年九月至次年二月,《要录》卷86记载“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而宋朝的臣僚给朝廷的急件,则是用“急递”,并没有享受“金字牌”的待遇。按规定,金字牌“日行五百里”,急递“日行四百里”。拿临安至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来举例,用金字牌或者急递,应须要四五天或六七天。
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调回有人认为是假的原因《宋史·岳飞传》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载:“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单单从这两份历史记载,我们就可以得知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调回是确有其事的。被人认为十二道金牌调回是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原有数百章,现已经大部分遗失。因此有人认为这么重要的“金牌”都丢失了,才怀疑十二道金牌是子虚乌有的事。
综合历史记载中所说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高达“数百章”,但在《金佗续编》卷一中却仅仅保存了86份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由此可见宋高宗的手诏遗失是非常严重的。同时在《金佗续编》里同样也记载有关于十二道金牌的描述,因此可以说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
综上所述,金字牌邮递制度的出现最初是在北宋神宗时期,并一直沿用至南宋,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邮递措施,为皇帝传送重要信息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