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断官位-戊戌政变的真相

算命断官位，戊戌政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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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在戊戌年 *** 已经达到最 *** 。

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光绪皇帝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一、密谋应对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 *** 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 *** 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 *** 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 *** 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辨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奉的“衣带诏”的原本。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

(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

(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

(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

(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

*** ,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 *** 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 *** ,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 *** ,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 *** 、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 *** 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结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 *** 。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许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候,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煸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顾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伊藤博文来华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 *** 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 *** 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更高 *** 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 *** 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 *** 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且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9月19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 *** 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

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五、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秦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

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 *** 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

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 *** 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据记载,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可见,慈禧太后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自颐和园回宫,赶在光绪帝接见伊藤时在屏后监视政情是很紧张的。难怪光绪帝与伊藤的会见外交辞令式的客套居多会见程式行礼如仪。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

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 *** 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 *** ,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 *** 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无法罢黜光绪皇帝的地位,也无法很快找到个能够多替代光绪皇帝的入。

因此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处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显然,光绪皇帝借身体有病为由,检讨新政开展以来的作为,带有自责之意。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 *** 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 *** 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撒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

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兴办外,其他新政事业大多废止。慈禧太后还颁发懿旨,规定乡会试及岁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 *** 、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即行停罢。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感世诬民,罔知顺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入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 *** 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 *** 。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 *** 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 *** 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

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 *** 作,恢复旧时模样。

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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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死的最冤六大名将分别是谁？

三国中被冤死的六大名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诸侯们为建功立业而奋力厮杀，谋士用定国安邦之策，武将有气贯山河之勇。有的英雄称霸一方，有的威震华夏，也有的成帝王之业，名满天下。时事造就英雄，但英雄们的下场可谓千差万别，却不说功成名就的，笔者为大家分析三国中哪些英雄下场凄惨、死的冤枉。

第六名:庞统——字士元，号凤雏。庞统荆州襄阳人，多谋善断，聪明绝顶，与当时诸葛亮齐名。曾被 推荐给刘备，当时传言，卧龙、凤雏得一人便可安天下。曾在赤壁之战中向曹 *** 献连环击，让周瑜火烧战船得以成功，投靠孙权，因相貌丑陋、孤傲不训，不予重用。后来投靠刘备，与诸葛亮同拜为军事中郎将。

与刘备一起入川，刘备因益州刘璋是同族宗亲，不忍取益州，庞统设计激化了刘备与刘璋的矛盾，刘璋因害怕刘备取益州暗藏杀机。并且在落凤坡埋下伏兵，只等刘备。庞统恰巧与刘备换乘坐骑，走到落凤坡，庞统内心一阵发凉，似乎预感到此处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突然刘璋的部将大喊:骑白 *** 就是刘备。于是万箭齐发，射向庞统。顷刻间庞统被射成马蜂窝，落马而死！

第五名:张飞。张飞字翼德，涿君人。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封张飞为车骑将军，西乡侯。与张飞义结生死。有万夫不当之勇，曾在长跑破当阳桥吓退曹 *** 百万大军，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也是无虎上将之一。但张飞性格脾气暴躁。经常 *** 士卒，对部下要求严厉，刘备曾多次劝解无用。

关羽死后，张飞更加暴躁，每日只想着报仇，又被刘备阻挡，郁闷不堪。一日张飞限部下张达、范疆三日之内置办白旗，用于三军挂孝伐吴，张达、范疆因时日短暂，要求延期置办，张飞大怒，便让武士将二人绑在树上，鞭打五十。打完之后要求第二天一早就要准备好，否则斩首示众。二人回营商议:与其明日被斩首，不如把张飞杀掉。于是趁张飞大醉熟睡之时，将张飞的人头砍下，拿着首级逃到东吴去了。张飞睡梦被杀，实为悲惨。

第四名吕布。吕布字奉先，号飞将军，悍勇无双，号称天下 *** 猛将，在三国中从未遇到对手，被赞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三马战吕布，也让吕布天下闻名。但吕布一生有勇无谋，反复无常，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早年吕布拜丁原为义父，董卓想杀掉丁原，但惧怕吕布，于是用赤兔马施反间计，成功让吕布杀掉丁原。后来董卓独霸朝政，吕布又爱上司徒王允之女貂蝉，王允成功施用美人计，离间吕布和董卓的关系，让二人同时为了貂蝉争风吃醋，最终吕布忍无可忍杀了董卓。

后来陈宫辅佐吕布，一起投靠豫州牧刘备。刘备让吕布驻扎小沛。但吕布趁着刘备外出剿灭袁术之际，张飞又喝的不省人事，率军偷袭并占领徐州。刘备回来后也不生气，自己去小沛驻扎。由于张飞记恨吕布偷袭徐州，挑起矛盾，吕布一怒之下兴师问罪，将刘关张三人赶出徐州。后来曹 *** 率军攻打徐州，吕布战败被俘，也曾亲自求饶，愿与曹 *** 共图天下，但刘备却警告曹 *** ，吕布是个反复小人。于是曹 *** 痛下杀手，将吕布缢死。吕布求饶反被杀哀哉痛哉。

第三名:蔡瑁张允。二人都是荆州水军名将，也是刘表的左膀右臂。曹 *** 在平定北方后，率军南下，直逼荆州，刘表终日抑郁，最后病死。其子刘琮继位，刘琮自知不是曹 *** 的对手，在蔡瑁张允的怂恿下投降曹 *** 。这样曹 *** 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荆州。后曹 *** 封蔡瑁张允为将军，提领荆州水师，并且曹 *** 也把自己的水军交给二人训练，并在洞庭湖训练军队、打造战船，择日攻取东吴一统天下。

曹 *** 谋士蒋干，自告奋勇，愿意说服周瑜来降，被周瑜识破，早就认为蔡瑁张允是东吴的心腹大患，想除之以绝后患。于是周瑜就伪造与菜张的私通书信，故意让蒋干偷走。曹 *** 看了书信后勃然大怒，将蔡瑁张允推出斩首示众。斩了二人后，曹 *** 才恍然大悟，中了周瑜的反间计。可怜蔡瑁张允，未建尺寸之功，就身首异处，死的不明不白。

第二名:魏延。魏延自文长，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悍勇异常，精通军事谋略，刘备入川时因战功被封为牙门将军，刘备功下汉中后，被任命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成为独挡一年的大将。镇守汉中近十年，之后又随诸葛亮屡次北伐，战功卓著。

但魏延因反主投靠刘备，被诸葛亮认为有谋反知心。刘备派关羽取长沙时，韩玄认为黄忠投敌欲杀之，魏延大怒， *** 韩玄，献城投降。因此被诸葛亮认为脑后有反骨，贼心不死，但刘备爱惜人才，仍将魏延留用。魏延也曾建议“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建议”。但被用兵保守的诸葛亮否决。诸葛亮北伐没有成功，终日抑郁，壮志难酬，最终病死在五丈原，死前认为魏延必反，就密令马岱、扬仪合力杀之。魏延的家人也被追究问责，最后被夷三族。这也是蜀国后期更大的冤案，魏延也让后人惋惜。

*** 名:邓艾。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将领。邓艾文武全才，深谙兵法。为官时，提出了两项重要的建议:开凿河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屯军。大大提高了魏国的国力。

邓艾五十岁后开始随军征战，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屡建奇功。在灭蜀之战中，邓艾夜渡阴平，直取蜀汉首都成都，成为灭蜀 *** 人。同时他还主张优待刘禅，感化招诱东吴，对于灭吴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邓艾的雄才伟略和远大抱负，早已引起钟会、司马昭的记恨，邓艾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但因功高震主，被司马昭视为夺取曹魏政权的心腹大患，最终被钟会、卫灌等设计 *** ，满门抄斩。《三国志》曾这样记载:邓艾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显而易见，邓艾死的是最冤枉的。

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冤死的名将们？

小人长戚戚有什么典故吗？

坦坦荡荡做人 清清白白办事

——学习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体会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意思是：君子心胸开阔，心地纯洁，神情安详，光明磊落，仪表举止潇洒、大度、舒畅；而小人则贪欲强烈，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经常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甚至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座右铭。联系历史上的秦桧、岳飞等人，对此理解的更深了，感受的更多了。

秦桧曾经官至宰相，位高权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品质优秀，道德高尚，重视社稷，造福国民，必然功勋卓著，名垂青史！但他却是一个极端自私、恶劣、残暴、阴险的小人，利令智昏，颠倒黑白，陷害岳飞，摧毁栋梁，酿成深重国难，导致生灵涂炭。由于胸怀狭窄，品格 *** ，精神负担过重，心理压力太大，尽管得势了，但良心却受到严厉的拷问，终生陷入恶梦！

岳飞，少年时代，养成爱国之心，立下报国之志，多次执意从军，参与指挥了大小战斗数百次。绍兴十年（1140年），挥师北伐，大败金军，逼近北宋故都开封，后被秦桧诬陷入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八字绝笔。他生前充分表达了被侵犯民族的强烈要求，坚守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险恶的环境中，注重联合人民开展抗金的正义斗争，保卫了南宋的半壁河山，避免了人民的悲惨命运，维持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文化。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岳飞被害后，南国人民极为悲痛，朝廷予以 *** 。他身为武将，但其赤忱的情怀、美好的品德、坦荡的风范，依然体现了古代君子的本色。

衡量人物价值高低的标准，不是活了多长时间，也不是占有多大地位，而是生命的质量。秦桧等小人，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必然淹没在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而岳飞等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好像亮丽的星辰，永远镶嵌在历史的天空，闪耀千秋！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如今，八多百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辩证唯物论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依然是正确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颠覆不破：事物、或人类，总是由阴阳两极组成，既互为依存，又彼此矛盾，逐步突破局限，推动历史发展。在当代，尽管君子、小人等古代的名称不再普遍沿袭，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私、 *** 、阴险的坏人，公正、高尚、优秀的好人，依然存在，并将继续长期存在。我们要认真学习、掌握和应运 *** 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爱憎分明，旗帜鲜明，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同时，还要结合实际，注重研究、思考、分析、总结古代小人形成、甚至疯狂横行的原因，遏制当今坏人膨胀的私欲，避免、或减少他们的危害。特别是要铲除坏人滋生的根源、土壤和条件，形成坏人越来越少并不能横行，好人越来越多并不受压制的良性循环生态，确保社会的健康发展，国家的长久兴盛。因此，真正的 *** 人、好人，任重道远，要不忘初心，坚定信仰，牢记使命，奋勇前行！

请问易经中的日禄归时是什么意思？

四柱八字术语禄指十干禄，即日主临官位落在时支上。四柱不见正官，主贵。如甲日主在寅时出生，四柱没有做为官星的金，称日禄归时。首先要明确归禄是归于禄神的意思例如甲禄在寅，乙禄在卯，丙戊禄在巳，丁己禄在午，庚禄在申，辛禄在酉，壬禄在亥，癸禄在子；时支的为禄神则称之为日禄归时

古代仗刑打 *** 有多疼？

“杖刑”（题目的“仗”写错了），也就是用棍子打 *** ，作为中国古代最常见的刑罚，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上古时期已经出现杖刑，到梁朝时成为正式刑罚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早在上古三代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杖刑”。

根据《汉书》的记载，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也就是说，由于禹认为，人们道德衰败了，于是制定了对 *** 的刑罚，后来的商汤和周武王都延续了这一做法。

于是，后来就出现了杖刑和笞刑（就是鞭刑）。《尚书·舜典》里面也记载：“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不过，那个时候，杖刑还主要是临时的刑罚。直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制定了《梁律》才以杖刑作为正式的刑罚。

到了隋朝之后，隋文帝名人废除了之前的鞭刑、枭首等酷刑，正式制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

到了唐代之后，唐朝沿用了隋朝的五刑制度，略有更改。

唐代杖刑适用于较轻的罪行，但也有人因杖刑丧命

不过，那个时候的杖刑是有一定之规的，而且适用于较轻的罪行。

比如唐代的《狱官令》记载：“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

根据唐代的尺寸来看，一尺约等于30厘米，也就是说最长的三尺五寸也不过90厘米。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唐代的时候，所谓杖刑多用在询问囚犯的时候使用。

不过，唐代杖刑已经非常凶狠了，受刑者有的时候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伤痛。唐玄宗就曾经在一篇诏书中说：“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致死。”也就是说，经常有犯人因杖而丧命的。

而且，到了武则天时代，还出现了杖杀的制度。比如，公元701年的时候，有个叫李重润的人，被人陷害，于是武则天令人将其杖杀。

武则天发明“一顿杖”，板子没有定数

最变态的是，武则天时期还出现了一顿杖。什么叫一顿杖呢？就是打一顿饭的功夫，至于这一顿饭打多少下，完全没有定数。

那么，打多少下，打多重，就没有了一定之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面就说：“只曰一顿而不为之数，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夫生与死，捶楚与刀锯亦大间矣。”也就是说，一顿杖的威力要比捶打和刀锯更凶狠。

到了宋代，杖杀（活活打死）就成为了制度性的法律，主要适用于恶逆罪，也就是说 *** ，杀父母等罪行。

此外，唐代还正式出现了臀杖。在唐代以前，杖刑主要背、腿、臀部等，必须要平均打。但是，臀杖出现之后，则有了只打臀部的杖刑。

明代杖刑有多恐怖？打人者训练时，必须要把砖打裂

不过，杖刑集大成者是在明代。明代的杖刑，真的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我们首先从锦衣卫训练执杖手这一点，就看到杖刑有多凶残。

根据清代查嗣瑮《查浦辑闻》的记载，锦衣卫主要是找一些地方的地痞少年，“诸恶少年习杖时，先缚草为为二人，一置砖于中，一纸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砖者视之若轻，徐解而观，则砖都裂；杖纸裹者视之极重，而纸无分，能如是则入选。”

也就是说，这些地痞练习打人，是用砖头和纸张作为对象。打砖的时候，表面上看上去打得很轻，但是能把砖打裂。打纸的时候，看上去打得很重，却连纸都没有打破。

可想而知，能够打碎砖的力道，打到 *** 上，受刑人肯定非死即残。

到了明武宗时期，杖刑又有所发展，开始了对大臣进行脱裤子打 *** ，以示羞辱。

在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出了一位飞扬跋扈的 *** 刘瑾。明武宗喜欢吃喝玩乐，甚至拿发动战争当过家家的游戏。

有一次，明武宗想要南巡，于是一群官员就对其进行劝谏。刘瑾借此就对这些劝谏的官员进行摧残。刘瑾命人对这些官员进行杖刑，仅一次就打杖打了146人，其中11人当场死亡。

后来，因为大礼仪事件，又对134名大臣进行杖刑，当场死亡了17人。

打板子有多疼？能把 *** 上的肉全部打烂

那么，究竟在明朝时候，打板子能多疼呢？

我们不妨举神宗朝一个例子。

明神宗万历小的时候，朝政主要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把持。后来，张居正的母亲去世了，万历决定对张居正夺情，也就是不让他回家守孝，继续治理朝政。

一群儒家官员自然不能允许这样有悖纲常的事情出现，于是纷纷上疏劝阻。万历一怒之下，对这些大臣进行杖刑。

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大臣吴中行被打之后“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也就是说，把 *** 上的肉都打烂了，导致他的一条腿都残废了。

还有的大臣，如沈思孝是“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敷之 *** 上，用药冯裹，始得再生，及行戍东粤，徒步过岭，血犹涔涔下也”，意思是这个大臣被打之后，必须把 *** 上的腐肉挂掉，用黑羊前腿上的 *** 补上去。但是，路走长了，血就不断的往下流。可见其疼痛。

还有大臣如邹元标直接被打成了残疾，每到阴天的时候，骨头就隐隐作痛，导致他晚年都不能给人作揖。

从这些被打大臣的结果来看，我们就应该能够想到古代的杖刑，究竟有多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