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测字算命384签-哪些城市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诸葛亮测字算命384签，哪些城市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兵家必争之地指的是防守一方的门户，进攻一方的跳板。战场上双方争夺某兵家必争之地的目的，是为了争夺进退有据的主导权。

举几个例子。

①：函谷关、潼关

函谷关、潼关位于中条山、华山、崤山之间的谷地上，靠近黄河边，地势险要，是关中平原防御从中原来犯之敌的东大门。如果这两个关隘掌握在关中守军手上，那么关中守军只需要以一小部分兵力扼守关隘即可，中原来犯之敌必须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攻下关口才能杀入关中。但假如中原军队占据此两处关口，那么关中东面再无关口可守，关中军队必须要拿出所有兵力与中原之敌野战。

著名战例。秦军于函谷关力拒六国联军，始终握有攻守主动权。后来唐军失潼关，丧失攻守主动权，安史叛军突入关中，唐玄宗放弃关中逃亡蜀地，不战而逃。

这里额外对比一下秦函谷关和潼关。

从地形上讲，秦函谷关是要优于潼关的。因为秦函谷关的地形更狭窄，它的正面只有一个突破方向，没有绕过去的可能性。并且函谷关还具有攻击性，秦国占据函谷关，完全掌控了战争攻守主导权，当时只有秦国能打六国，六国完全处于被动挨打之势。

相比于函谷关，潼关就弱了很多。首先，潼关是可以绕过去的。唐末黄巢 *** ，义军就绕过了潼关，明末的李自成也从秦岭南麓直接绕过了潼关；其次，潼关没有攻击性。因为潼关以东是狭窄的崤函通道，关中军队出潼关后，极容易被设伏。唐朝哥舒瀚就是在潼关以东，秦函谷关以西的灵宝被安史叛军包围，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惨败。

所以守潼关就只能摆乌龟阵了，基本没有反杀的可能性。而守函谷关，不仅可以守，而且还能反杀。（秦函谷关因为岁月变迁，丧失了天险地势，后人弃函谷关而筑潼关，也是无奈的选择）

②：汉中、散关

汉中自古就是四川的门户，是历代四川割据政权的门户。在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因为据有汉中，屡次北伐，数次打退曹魏进犯，魏军连蜀地的边都摸不到。但失汉中后，仅仅几个月蜀汉就 *** 了。汉中的战略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走汉中这一路，还是相对好走的。北方军队只要占领汉中，再途经阳平关往南，只要几天就可以直抵成都平原北麓。而如果不走阳平关这一路，北方军队就只能从两湖走三峡水路进蜀地了。三峡可远远不及川北好走。

汉中的北面，即陈仓道在关中的出口就是著名的散关。历史上南方政权若控制散关，那么北出关中的形势会更有力，握有更大的攻守主动权。

南宋时期，名将吴阶就是看到了散关的战略价值，拒绝了部将退回汉中的建议，与金兵血战于散关，稳定了巴蜀地区的稳定。后来蒙古军攻破散关，汉中也没守住，整个四川盆地如蒙古人后花园一样，被杀得鸡犬不宁。

另外，散关的东面还有一条非主流路线，就是子午谷。不过子午谷不好走，很容易被对方打伏击，明末闯王高迎祥就企图通过子午谷进攻关中，结果在黑水峪被孙传庭围歼。

③：襄阳

秦岭、淮河分界线不但是中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而且一起组成了抵御北方政权侵略的天然屏障。黄河在冬天会结冰，北方军队可以借此越过黄河，继续南下，但是淮河冬天不会结冰，可以阻止不善水军的北方军队南下。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宋与金国对峙时期，秦岭、淮河都抵御了北军的南下步伐。

但是，从下图可以看出，秦岭和淮河并不是连接在一起的，二者中间有个缺口，而襄阳就坐落在这个致命的缺口上。

所以，襄阳的得失对南北双方而言，就非常重要了。中国历史上，南朝若占据襄阳，那么最起码的，防线就稳固了。并且从襄阳北上，还有北出南阳，攻伐洛阳的可能性。而北朝若占襄阳，那么南朝就彻底没戏了，被彻底锁死在了江南。

南宋与金国、蒙古对峙期间，岳飞、孟拱力排众议，拿下襄阳，这便是他们都看到了襄阳的重要性。

南宋初年，岳飞收复襄阳后，通过襄阳窜连起秦岭、淮河防线，这使得宋朝在与金国的90年对峙中，一直都没有吃亏。

南宋中后期，孟拱收复襄阳后，也利用秦岭、襄阳、淮河防线抵抗了蒙古近40年。而襄阳失守后，南宋边防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南宋只抵抗三年就灭亡了。

另外，除了战略上，襄阳本身也是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襄阳往南可以抵达武汉、荆州，往北可以去中原，往西可以进入关中和汉中，如此便捷的交通优势，便是襄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汉末三国时期，若是关羽打下襄阳，曹魏的形势就危险了。

④：安庆、池州

安庆、池州是南京的上游门户，控制了通过水运运往南京的物资。历史上北朝如果要平定江南，必然要走长江中上游，顺汉江和长江流东下。比如西晋灭吴，随灭南陈，元灭南宋都是如此。而安庆、池州就是南京在长江上游最后的一道门户。

如果北军绕过安庆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只能通过陆运，效率远不如顺流而下的水运，而且南京城向来皮糙肉厚，北军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的话，就会打成消耗战。南京守军的物资可以轻轻松松从安庆经长江获取。双方对耗的时间一长，靠陆运的北军肯定会坚持不住。所以打南京，必取安庆，形成了历史上兵家的共识。

著名战例。太平天国丢掉安庆后，湘军仅用了半年时间即包围了南京。李秀成率20万精锐驰援南京，结果被打的惨败。从太平天国失败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安庆还在，东南尚有一丝翻盘机会。如若不然，南京政权就彻底玩完了。

关于安庆、池州的地理环境，不多说，直接看图。

⑤：辽西走廊、山海关

辽西走廊由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山海关组成，依次分布于辽西走廊上。西边是辽西的崇山峻岭，东边就是渤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朝末年，明廷失辽东，但依赖关宁锦防线还是顶住了清军的屡次攻击。当时清军虽然可以绕道内蒙，从承德、大同等地入关，但绕道产生的补给困难，侧翼空虚等问题，清军一直无法解决。这就导致清军绕道只能是奇袭，无法灭明朝。辽西走廊仍然是清军绕不开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对于防御清军来说，关宁锦防线上，只有山海关是有用的，宁远和锦州就是个摆设。

另外，还有很多兵家必争之地，如河西走廊、北京、徐州、大同、雁门关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的来说，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就是防守一方的门户，进攻一方的前进跳板，在大多数的战争中，进攻一方都会选择从兵家必争之地出击，防守一方也会选择在兵家必争之地设防御敌。不管谁占了某必争之地，其在战略上一定是握有主动权的。

另外，从战略层面上来说，某些战争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军马产地，盐矿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这些地方，就能掌握资源产出的主动权，使己方不受制于人。

老子是否受到了易经的影响？

众所周知，《易经》和《道德经》都是国学13经之一，易经是从伏羲时代已经有了雏形，夏商周三代都有成书的易经。而道德经则是在春秋时期，老子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后，西出函谷关时，受函谷关守官的邀请，写下的5000字真言，并传道与守官尹喜，自老子传尹喜这一道家流派，又叫隐仙派，这一派始终是一脉相传，从不广收门徒，而纵观历史上出现的都是高人。在笔者看来，《道德经》和《易经》都是探讨天地宇宙法则的智慧之书。虽然表面上看内容毫无关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所透出的思想密切相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表达方式和叙述角度不同，实则殊途同归。换一句话说，道德经是易经、易道的延续性解读。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可谓是人人知晓，老子认为宇宙处于混沌之时，什么都没有，是道产生了物，一个物即分阴阳，阴阳二气的互动又生成万物。这与易经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模型很接近，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不是生成子母关系，而是表达的递进关系，实际上，道就是一，一就是道，也就是物，也就是太极。易经8个基础卦就可以代表万事万物，这与道德经叙述的第三层关系可以说是一毛一样。类似于这种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道德经大道至简，易经则讲简易，一切要简单，不要复杂。道德经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易经则讲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一切事物总具有两面性，都讲的是一体两面，且还会相互转化。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易经则有括囊的智慧，两者都是在提醒人，有时要少说话。道德经思想认为万事万物有起，就有灭，都是在循环往复，新的重复旧的，生生不息，而易经则是有生生之谓易的说法，两者岂不相同？当然，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自然而然会接触到周易，即我们今天的易经，所以受易经思想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更重要的是，老子本身领悟到了易道，觉悟到了天地自然的法则，然后自己思考，把自己的感悟和实践写了下来，虽然在表达方式和角度及应用方面不一样，但如果诸位仔细研读了，会发现，两者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感悟易道后的解读。两者不过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区别。读通了道德经智慧，懂了易经学问，会发现两本书的神是一样的，形不同罢了。此外，道德经与易经都崇尚天人一体，物我同源的观念，道德经的思想更崇尚回归到最初的状态，返璞归真，自然状态，崇尚无为而治，一切天和，以求达到和谐的状态。而易经更加崇尚，天地定位，长幼有序，上下有常，名与位相符合，顺从时势的状态，以求一切自然平衡，生生不息。

哥德 *** 猜想为什么难以破解？

哥德 *** 1742年给欧拉的信中哥德 *** 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但是哥德 *** 自己无法证明它，于是就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帮忙证明，但是一直到死，欧拉也无法证明。[1]因现今数学界已经不使用“1也是素数”这个约定，原初猜想的现代陈述为：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欧拉在回信中也提出另一等价版本，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今日常见的猜想陈述为欧拉的版本。把命题"任一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个的数之和"记作"a+b"。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1+2"成立，即"任一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二个素数的和，或是一个素数和一个半素数的和"。今日常见的猜想陈述为欧拉的版本，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亦称为“强哥德 *** 猜想”或“关于偶数的哥德 *** 猜想”。

从关于偶数的哥德 *** 猜想，可推出：任一大于7的奇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的猜想。后者称为“弱哥德 *** 猜想”或“关于奇数的哥德 *** 猜想”。若关于偶数的哥德 *** 猜想是对的，则关于奇数的哥德 *** 猜想也会是对的。弱哥德 *** 猜想尚未完全解决，但1937年时 *** 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已经证明充分大的奇质数都能写成三个质数的和，也称为“哥德 *** -维诺格拉朵夫定理”或“三素数定理”。

哥德 *** 猜想

猜想提出

1742年6月7日，哥德 *** 写信给欧拉，提出了著名的哥德 *** 猜想：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三个素数之和，即77=53+17+7；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可以表示成461=449+7+5，也是三个素数之和，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三个素数之和。例子多了，即发现“任何大于5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1742年6月30日欧拉给哥德 *** 回信。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研究途径

研究偶数的哥德 *** 猜想的四个途径。这四个途径分别是：殆素数，例外 *** ，小变量的三素数定理以及几乎哥德 *** 问题。

殆素数

殆素数就是素因子个数不多的正整数。现设N是偶数，虽然不能证明N是两个素数之和，但足以证明它能够写成两个殆素数的和，即N=A+B，其中A和B的素因子个数都不太多，譬如说素因子个数不超过10。用“a+b”来表示如下命题：每个大偶数N都可表为A+B，其中A和B的素因子个数分别不超过a和b。显然，哥德 *** 猜想就可以写成"1+1"。在这一方向上的进展都是用所谓的筛法得到的。

“a + b”问题的推进

1920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 + 9”。

1924年，德国的拉 *** 赫证明了“7 + 7”。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 + 6”。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 + 7”, “4 + 9”, “3 + 15”和“2 + 366”。

1938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 5”。

1940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 4”。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 “3 + 3”和“2 + 3”。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 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 + 5”，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1 + 4”。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 3 ”。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 + 2 ”。

例外 ***

在数轴上取定大整数x，再从x往前看，寻找使得哥德 *** 猜想不成立的那些偶数，即例外偶数。x之前所有例外偶数的个数记为E(x)。我们希望，无论x多大，x之前只有一个例外偶数，那就是2，即只有2使得猜想是错的。这样一来，哥德 *** 猜想就等价于E(x)永远等于1。当然，直到现在还不能证明E(x)=1；但是能够证明E(x)远比x小。在x前面的偶数个数大概是x/2；如果当x趋于无穷大时，E(x)与x的比值趋于零，那就说明这些例外偶数密度是零，即哥德 *** 猜想对于几乎所有的偶数成立。这就是例外 *** 的思路。

维诺格拉多夫的三素数定理发表于1937年。第二年，在例外 *** 这一途径上，就同时出现了四个证明，其中包括华罗庚先生的著名定理。

业余搞哥德 *** 猜想的人中不乏有人声称“证明”了哥德 *** 猜想在概率意义下是对的。实际上他们就是“证明”了例外偶数是零密度。这个结论华老早在60年前就真正证明出来了。

三素数定理

如果偶数的哥德 *** 猜想正确，那么奇数的猜想也正确。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思考。已知奇数N可以表成三个素数之和，假如又能证明这三个素数中有一个非常小，譬如说 *** 个素数可以总取3，那么我们也就证明了偶数的哥德 *** 猜想。这个思想就促使潘承洞先生在1959年，即他25岁时，研究有一个小素变数的三素数定理。这个小素变数不超过N的θ次方。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θ可以取0，即这个小素变数有界，从而推出偶数的哥德 *** 猜想。潘承洞先生首先证明θ可取1/4。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直到1995年展涛教授把潘老师的定理推进到7/120。这个数已经比较小了，但是仍然大于0。

1953年，林尼克发表了一篇长达70页的论文。在文中，他率先研究了几乎哥德 *** 问题，证明了，存在一个固定的非负整数k，使得任何大偶数都能写成两个素数与k个2的方幂之和。这个定理，看起来好像丑化了哥德 *** 猜想，实际上它是非常深刻的。我们注意，能写成k个2的方幂之和的整数构成一个非常稀疏的 *** ；事实上，对任意取定的x，x前面这种整数的个数不会超过log x的k次方。因此，林尼克定理指出，虽然我们还不能证明哥德 *** 猜想，但是我们能在整数 *** 中找到一个非常稀疏的子集，每次从这个稀疏子集里面拿一个元素贴到这两个素数的表达式中去，这个表达式就成立。这里的k用来衡量几乎哥德 *** 问题向哥德 *** 猜想逼近的程度，数值较小的k表示更好的逼近度。显然，如果k等于0，几乎哥德 *** 问题中2的方幂就不再出现，从而，林尼克的定理就是哥德 *** 猜想。

林尼克1953年的论文并没有具体定出k的可容许数值，此后四十多年间，人们还是不知道一个多大的k才能使林尼克定理成立。但是按照林尼克的论证，这个k应该很大。1999年，作者与廖明哲及王天泽两位教授合作，首次定出k的可容许值54000。这 *** 个可容许值后来被不断改进。其中有两个结果必须提到，即李红泽、王天泽 *** 地得到k=2000。目前 *** 的结果k=13是英国数学家希思-布朗(D. R. Heath-Brown)和德国数学家普赫塔(Puchta)合作取得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研究历史

华罗庚是中国最早从事哥德 *** 猜想的数学家。1936～1938年，他赴英留学，师从哈代研究数论，并开始研究哥德 *** 猜想，验证了对于几乎所有的偶数猜想。

1950年，华罗庚从美国回国，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组织数论研究讨论班，选择哥德 *** 猜想作为讨论的主题。参加讨论班的学生，例如王元、潘承洞和陈景润等在哥德 *** 猜想的证明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1956年，王元证明了“3+4”；同年，原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朵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潘承洞于1962年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与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6年，陈景润在对筛法作了新的重要改进后，证明了“1+2”。

长达369年 *** 的魏晋南北朝是怎么回事？

魏晋南北朝，是一场华夏民族的噩梦，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病态糜烂的大乱世吧。

先说结论，魏晋南北朝的大混乱，是三代以下，春秋战国之后，礼崩乐坏的结果。

一、总览

魏晋南北朝，从西元220年曹丕迫汉献帝禅让，立魏国起，至西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建立大隋，在西元589年灭南陈统一天下止。计369年。

期间历经魏（曹魏）、以及西晋这个大一统的时期、随后是南北方的 *** ，南方先后有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部胡族和北方汉族建立的十六国，他们分别是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另外还有 *** 冉闵的魏、鲜卑族慕容氏的西燕、及北魏前身的代国。北方的十六国时期，被北魏终结，就此开始了北朝时代，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北周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杨坚，杨坚建立隋朝，随后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天下。

大致如下：

二、魏晋南北朝灾难之由

要想说清楚魏晋南北朝之祸，首先要从夏商周三代，乃至更久远的三皇时期说起。

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从淳朴美好的大同社会开始的。从伏羲，甚至更遥远的太古时期起，中国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更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夏商周时期，是大同时期。

《礼记·礼运》中这样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和发达的时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农业资本家，因为太过于发达，强大到可以篡夺王权的地步而出现的现象。而王权衰落，又是由于分邦建国的封建制。

随着周王室本身的衰落和分封体制固有的缺陷，让周王室赖以统治天下的礼仪这个伦理约束力量和军队这个武力钳制力量都出现了问题。

诸侯国越来越强大，周王室越来越衰落。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而在周桓王时期，日渐衰弱的周王室，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维持和加强对诸侯的统治权，结果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从那之后，中国从大同社会走向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与王权争夺中国的时代。

秦统一天下后，改封建制为郡县制，自耕农再次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而由于秦始皇的早亡，和他偏爱所用的赵高，以及列国收益于封建制的农业资本家的集体反扑，秦迅速的灭亡了。

汉代秦后，先灭异姓王，再灭刘姓诸侯国，农业资本家大受打击，郡县制也从此深入人心。而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则剿灭了金融资本家。而郭解的被杀，则代表着汉朝清除了游侠豪强。

然而到了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又日益严重。王莽篡汉，开始复辟三代时期的土地公有制。结果，天真的王莽因为他失败的改制同时得罪了流民和豪强，王莽也就死了。

光武中兴之后，没有清算支持他打天下的豪强，而是承认了他们的利益，这就为三国时期的群雄并起埋下了伏笔。

豪强促生了门阀，职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两者结合导致土地高度集中，阶级高度固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

曹魏篡汉后，试行了九品中正制，没有达到增加阶级流动性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家具了阶级固化。司马氏篡魏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想改变士族门阀控制朝政的问题。曹家能篡汉，司马家能篡魏，那其他士族门阀，同样可以如法炮制篡晋。于是，司马氏复辟了分封制，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一家人的手里，不相信外人。更荒唐的是，他们为了防止皇家血统流入其他家族，进而导致因为分封皇族，让权力旁落其他豪族之中，司马家选择了近亲结婚繁殖后代。

我们看到司马氏的皇帝为什么那么糊涂，这可能就是一个原因。

分封制的后果，导致了灾难般的八王之乱。让帝国的精锐军队毁于一旦，导致胡人入侵无兵可用，招致了更加惨烈的五胡乱华。八王之乱之后，华夏对夷狄，开始从攻，转向了守。晋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司马家是千古罪人。

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国祚越来越短，社会越来越乱。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豪族。上面走马灯一样换皇帝，下面的真正统治集团，却依然还是那些豪族。皇帝成了豪族们的傀儡。

在魏晋南北朝这么黑暗的时代，所有人都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梦魇，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危机感和焦虑感，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有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全部沦丧。人漂泊在巨大的不安中，社会现实给不了他们安全感，那么势必又要从精神上找到安全感。怎么从精神上获得安全感呢，答案是 *** 祀。

长期的士族门阀政治，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在这种社会中，军事集团，就成了更大的受益者。因为胡人在人口数量上天然的劣势，长期的战乱，导致他们耗光了男丁，不得已只能启用 *** 当兵打仗。战争机器的控制权，再次转到北朝的汉族军事集团手里。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代表，隋文帝杨坚推翻了鲜卑人，消灭了南陈。混乱了几百年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隋朝建立了。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简述。

以上内容整理自我所认同的白云先生的文章。

就说这么多吧。

对国学我只愿意听曾仕强大师？

说实话，我倒是挺佩服曾仕强的。

当然，佩服的是脸皮。

一般以学者身份自居的，总还要几分脸面，说话的时候，要有所根据，以免被人挑出毛病，影响学术声誉。

但偶尔看了几集曾教授的视频，我不禁为那些学者叫屈，他们还是太老实了，事实证明，若论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永远干不过满嘴跑火车的。

就曾教授那独特的表情语言，一般人就学不到，他可以前一秒嬉皮笑脸，后一秒冷若冰霜，这个绝活，堪比川剧中的变脸。

而且曾大师在讲台上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气度，更是一般的学者望尘莫及。一些人在书斋里蹲久了，总有几分木讷与迟缓，因为人倘若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就要深思熟虑，不能信口雌黄，这就是所谓的书卷气。

比如大才子金庸老先生，你别看他书写那么好，但口才奇差，往往吞吞吐吐半天，还辞不达意。

虽然金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事实上，即是学问家又是演讲家的学者，还真不多见。

曾教授口才无疑是极好的，他的学术能力如何呢？

我大概的看了下曾仕强写的书单，都是诸如：《人际关系与沟通》，《道德经的奥秘》，《中国式管理》，《易经的奥秘》，《胡雪岩的经营管理》，《做个有世界观的 *** 人》之类。

这些不都是面向大众，奔着畅销书的路数去的吗？与学术有什么关系？

虽然比陈安之、刘一秒之类的“成 *** ” *** 还要含蓄一点，但路数总是差不多的。

曾仕强现在被捧为国学大师了，那好，我们就和另一位大师，近些年被炒的很热的季羡林老先生比较一下。

季老先生被人称为“国学大师”其实是误会，事实上，翻炒季老先生的，大都没读过季老的书，原因无他，其实就是读不懂，也不感兴趣。

我们看下季老先生的一些书名：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其实季羡林真实的身份是梵学家，若说“大师”，也是“梵学大师”，硬给季老安个“国学大师”的头衔，恐怕印度人民不答应。

但季老确是一个皓首穷经做学问的人，学术成就无可非议，为学界广泛认可，当得起“大师”的荣誉。

不过季老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其写的书，坐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交椅，这和曾老先生不能比。事实上，除了学界专家，愿意去看季老的书的，少的可怜，例如笔者我，除了散文随笔还能观瞻，其学术专著，只有望而兴叹的份。

虽然，曾仕强没写过一本学术专著，没有任何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成就，但不妨碍人家大把大把的赚钱。

对曾仕强更大的误会是，人家明明是个商人，你偏偏把他当作学者。

所以前面说的，脸面啦，声誉啦什么的，对曾仕强教授统统不是障碍，本来就不是学者，要什么学术声誉？要什么学术脸面？

就连具有官方色彩的《 *** 易学人物志》也从未将曾仕强收入其中，但人家的《易经的奥秘》却火遍全中国，在大众的眼里，曾几乎就是《易经》的代言人。

对曾仕强这种人，我曾想给其一个合适的定义，结果我找到了一个词：

贩子！

贩子是做什么的？兜售商品啊，一定是什么好卖卖什么，而且一定会不厌其烦的自卖自夸。

贩子也有三六九等，档次更低的就蹲在路边卖老鼠药的，档次高点的可能贩卖点古董文物，最顶层的贩子就是文化贩子了，他们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卖的是传统文化，国学。

这真是极高明的生意，名利双收，怎一个爽字了得？

这门生意有个秘诀，就是帽子一定要大，大的让人只能仰视，而道理一定要浅，浅得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

比如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论语”啊！这招牌多显亮，但“论语”的大帽子下却是满满一大盆子心灵鸡汤。

当然，好事不能让于教授都占了，曾教授也会啊，《易经的奥秘》，“易经”啊，多厉害！虽然这个大帽子下扣的是一大坨滑不溜秋的市侩哲学。

不要看不起于丹教授的心灵鸡汤，曾仕强教授的市井智慧，大众就好这口，这东西好卖啊。别忘了，人家做的是生意，真要按照季老爷子的路子老老实实的搞学术，他们的书就一个命运：

扑街！

知道纯粹的文学家和起点写手的区别吗？前者忠实的是自己的思想，后者忠实的是口袋里的钞票。

学者和贩子的区别是：前者尊重事实，后者尊重市场；前者只说自己知道的，后者可以说任何你想知道的。

我以前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仍然重申一遍，任何时候永不收回：

凡是对“国学”一味吹捧，在大众中享有盛誉而在学术界一文不值的所谓“大师”，不是贩子，就是骗子，无一例外。

大众总是颟顸的，所谓喜欢国学，喜欢传统文化的，也多是叶公好龙之辈。他们喜欢的不是“学”与“文化”，而是“国”与“传统”的情怀。说句不中听的话，但凡吹捧南怀瑾，曾仕强之流的，难免就暴露了其文化层次。

真要喜欢国学，喜欢传统文化，去看《史记》啊，去看《资治通鉴》啊，去看《十三经注疏》啊，何必拿这些贩子们的水货显摆？

民国学者的书也可以翻一翻呢，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等等，我都不信，真看懂了这些人的书，还能把南、曾之流看的上眼？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对国学我只愿意听曾仕强大师，不知大家怎么认为？

我想对题主说两点：

*** ，曾仕强作为一个国学贩子相当成功。

第二，题主对“国学”的理解亟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