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算命古书-明朝作家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admin2022-12-31 16:39:3517

八字算命古书,明朝作家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命运这个东西很微妙,在年纪很小时就比较喜欢周易,风水这一块,后来也陆陆续续学习了八字的一些知识,对这一块感触很深。命理可以通过一些东西来演算,但是自己命运的走向还是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

袁了凡,生于明代,本名袁黄,字坤仪,后改名了凡,《了凡四训》原名《训子文》,是了凡先生六十九岁写给子孙的。

了凡先生的一生可谓被人算的极准了:

“做童生时参加县考,应当会考取第十四名;府考得到第七十一名;提学考试得到第九名”。“某年会考上第几名;某年能补上廪生缺;某年当上贡生。出贡后某年,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知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要离职还乡,在五十三岁那年的八月十四日日丑时,应该会寿终正寝,可惜并没有子嗣……”

袁了凡先生的命运就这样被一句一句的讲出来,而且最后还附加上,改不了了。

后来了凡先生果然如此,一步一步按照高人孔先生的算数走过来,分毫不差,这样的人生也是很无聊哦。

因为你知道你下一步该咋样,你还有憧憬和期待吗?

有一天了凡先生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三天三夜,连眼睛都没有闭。

云谷禅师问了凡说:“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缠来缠去;而你 *** 三天,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

了凡说:“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

云谷禅师笑道:“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那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

云谷禅师说道:“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虽说数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了。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一言以蔽之,积德行善可以改命!

OMG!真有这么神奇?

了凡先生的命运就这样在禅师的指引下,日日行善,孔先生的算数竟然失灵了......

他活了74岁,而不是53岁,而且他有一个很优秀的儿子,袁天启。

袁天启出生后,了凡先生跳出命运的窠臼,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写成《了凡四训》,一个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但可以通过行善修德予以一定程度的改变。

现实生活中,能够像孔先生这样算到如此精准的人几乎没有,就连孔先生都无法改变了凡先生的命运,那我们请人算卦改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正如《了凡四训》所写的那样,命运要改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和改造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所有向外求,向任何高人求,都是得不到的,求得越多,被骗得越多啊。

读读《了凡四训》吧,你的命运其实就在你自己的手中——送给那些处在人生困惑中的人。

《了凡四训》是明代袁了凡的传世名作,本是他写给儿子袁天启的家训,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组成。

曾国藩对《了凡四训》最为推崇,读后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 *** 本人生智慧之书。

八字算命古书-明朝作家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的传世名作,共11600多字,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组成。其中“立命之学”是他69岁晚年之作,“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他早年《祈嗣真诠》中的两篇,“谦德之效”是以前的《谦虚利中》篇。

我是《易经》文化爱好者,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Nielsen大数据分析师,欢迎关注我,了解更多有关《易经》和民俗的故事。

八字算命古书-明朝作家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他们对社会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贡献?

《易经》和《周易》是不同的,大部分人认为《周易》就代表了《易经》,那就大错特错了,《周易》和《易经》相比只是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周易》只是周文王对易的理解,它和《连山易》、《归藏易》同属一个类型。周文王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易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对古代的战争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其它方面没有真正的实用,说白了都是在骗人,都有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大师!从古到今就不可能有易的大师,都是误导,古人也作了易辞,按现的说法,那只不过是心灵鸡汤而已,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对易有太深研究,是不对外发表的,它能助人,也能害人,所谓的大师只是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而骗人!

钱老的管锥编有没有能看懂的?

《管锥编》实际是钱钟书老人的读书心得和札记,才华横溢的他对世人赞赏的《围城》也不以为然。调侃道“小時候干的营生”令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为見不得人"。

《管锥编》也并非传说中的晦涩难懂,摘录几段里面金句警语可见一斑——

1“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后十年衰老。中間只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來而屈指欢乐无忧虑之日几何?必待乐而后笑,或且至死无启顏之时"。

2" 盖男女情变,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亦所谓情爱之断终,有伤食而死于过饱者,又有乏食而死于过饥者。"

3"谐美之音乐必有哀声、诗文至美则令人颤栗。"

4 "西方诗人将俗世比喻成“妇人",其貌甚美,其背皮肉消腐,人世间荣华,均作如是观"。

5"学道修行,男期守身,女须失身,以偿"色债",盖男权产物也"

名震清华,北大,被誉为"500年出一旷世奇才"的钱钟书,也是60年代《 *** 选集》外文版翻译组主任委员。

钱钟书在世时多次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尽全力,做做学問,为读者提供一个阅读欣賞的深度启发引导。

他博闻强记,传说他基本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文史类藏书翻阅过,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需要研究一些课题,需要哪些书,多去问钱钟书,在他列的大量书单里,甚至具体到内容在第几章第几节都有详细提示。

《管锥编》之所以认为不好看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知识太密集,浓的化不开,如同颗粒丰盛的味精。老先生知识渊博,横跨古今东西,有时上一句说的司马迁,下一句就跳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正说者汉刘邦王朝,却又联系到贝多芬的交响音乐……旁证博引,随手拈来 ,令人叹为观止!

举例来说,书里的有一篇写得《史记》关于"秦始皇本纪"考证会注,仅26页的篇幅,里面提到和引用的古今史料,包括外语段落,典籍,语录达1200多部(处)。比如《吕氏春秋》《淮南子》《全上古文》《太平广记》西方名著《荷马史诗》《文海披沙》《艺文类聚》普鲁斯特,谢林等文学家,科学家……诗人等等

形象的比喻《管锥编》就如同满树的葡萄,繁密的连叶子都没有,干货满满当当,句句经典,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和铺垫。

还有一个原因,是繁体字把不少人拦住了,当年中华书局准备再版时,提出要采用简体字,钱钟书不同意 ,后来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和《二十五史》一样,一部分印简体,一部分保留繁体字。

钱老还是不答应,钱老认为中国繁体字虽然认起来麻烦,但是里面有许多文化底蕴,一旦变为简体,无论从理解的内涵,还是文化深度广度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坚决反对。甚至为此把版权直接转给了三联出版社,签订了不允许变为简体字的合同,因为钱老担心他去世后,出版社还会出尔反尔,现在看来,这种对古代经典文化的执着是很正确的选择。

《管锥编》一旦看进去了,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信息知识量爆棚的一本书,给人感觉是句句经典,段段有趣味哲理,可说是"文,史,哲,科,音,美,政"百科全书式的经典。

我最喜欢枕边书易经的智慧?

我也喜欢看易经,同时喜欢看易经相关的书籍,如果楼主想对易经有更深有了解的话,推荐以下几部书,是易经中看命理八字的经典之作:

一、《穷通宝鉴》

在传统命理体系中,估计就这本书最出名。

这本书 *** 次出版是在清初的康熙年间,论简而赅,理微而显,虽立成之局,实具成变之机,深参之可以通源,浅得之变能微中。

和十干的“实物说”、“生存说”和五大技术模式相联系,本书十分重视调候的作用。

书中认为,火为天之神,水为地之精,所以夏令日主重在要水,这样才能使万物得到滋润,保持生机;冬令日主则重在要火,这样才能使万物复苏,春意盎然。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调候不像一般论命 *** 那样,完全依据每月月令禀气的正五行,而是着重考虑实际气候情况,同时兼顾月令禀气的正五行。

二、《滴天随》

本书相传为宋人京图著,明初刘基注。面世以来,命学界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更大的特点:

1、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保留了原注,同时又符合现代人阅读的习惯;

2、说理清楚,命例充分。从天人的观点切入,解释命理的理论基础, *** 、人的命运是可知的,第二,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必须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3、丝丝入扣,逐渐引申。

4、纠错补漏,全面勘正。

三、《三命通汇》

本书是明代成民英所著。

八字算命古书-明朝作家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被皇家选入《国库全书》,《三命通汇》之所以被皇家选中,自然有其被选中的道理,因为此书选材精当、体系严密,例证丰富,论述周详,深得徐子平之法,此书是命理典籍中的总汇之作,被后世命理学家例为合理著作中的典型教材而广为流传。

命理学和算命术,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作为俗文化的一种,它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主要是易学文化的精髓,并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多方面的发挥、发展,从而使其扎根于汉民族的心灵深处。

当然除了以上三本书之外呢,关于易学相关的书籍还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每本书也比较厚,对于没有基础的朋友来说也不容易看完。

建议有兴趣的朋友 *** 找老师或找视频类学习,没有基础的话看这个书没几个人看的下去。

欢迎交流,请采纳!

那么商朝之前的历史人物名字是如何记录下来的?

商代甲骨文以前的历史名人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应该有三个方式。

*** ,口口相传。

这个很好理解。

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 *** 长的史诗,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其所歌颂的格萨尔王事迹,源于11世纪,完全靠一代代歌手的演唱,直到由文字记载。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描述的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传说,经荷马(应该不止一人)整理后,《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修记》也24卷,12110行。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公元前605-前527年的雅典时期,才用文字固定了下来。之前也完全靠口口相传。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曾有48000行;《摩河婆罗多》,20多万行。也皆靠吟诵留传了千百年。

如此看,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名人,不论是三皇五帝,即便是夏桀这样的反派角色,留传下来并不是难事。

第二,史官家承。

中国上古时期,即已重视历史的传承——记载历史的典籍藏于官府,管理学术的史官则世代相传。

《荀子·荣辱篇》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夏商周)虽亡治法犹存”。

号称中国古典史学终结者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说:“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矣”——夏商周的时候,所有官员,都以史官的记载为标准。

学者们认为,夏商周三代,史官 *** 已经十分繁荣。结果是,五帝时代所探究的天道与人事之神巫学术,得到了充分深化与细化。 江苏才子刘师培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里说:“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

他又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说:“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学出于史,有明征矣。故一代之兴,即以史官司籍。试观夏之亡也,太史终古去国;殷之亡也,辛甲把器归周;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适秦。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 他强调的是夏商周三代史官的重要性——学术和历史记载,都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而且传于后世。

夏商周,前后兴替1200多年。在这段历史里,作为民族命运所系的史官学术,延绵不断、生生不息。可以说,三代的文明发展史,就是当时各民族的史官学术繁荣史。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司马迁。 其始祖,是五帝中颛顼麾下掌管天文地理的大臣重黎氏。后来的唐、虞、夏、商等世,重黎氏的后代世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中的一支做了司马,并赐以为姓。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掌管天象文史等职。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杨何,是著名的《易》学家,山东淄川人;黄生,则为道家学高人。

司马迁正因为家学渊源,加上个人的努力,四处寻访考证,才写就了《史记》这样的不朽巨著。

中国上古时期重视史官的传统,使远古的人和事得以流传。

第三,文献记载。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但学者们论证,甲骨文已属成熟文字——在这之前,很难说没有汉字存在。 甲骨文是刻于龟甲兽骨的占卜之辞,能保存下来,与其在地下不易被腐蚀有关。田野考古已然证明,殷商时期,毛笔已经多用,甲骨上即已有朱字和墨字。

难道当时的人们不会将文字写于其他载体么?肯定会,只是不如龟甲兽骨更易保存,或者时间的流逝使其消亡了,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不难推定,商以前的各种文字记载,不论是史、事或人,或许已经很完备。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字文献,在先秦的记载中,就不下七八十种。比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世》;《经世》;《世传》;《上古记》;《故记》;《春秋之记》(非孔子春秋);《史记》(非司马迁史记);《春秋》(仍非孔子春秋);《鲁春秋》(此乃孔子修改春秋);《周春秋》;《齐春秋》;《燕春秋》;《宋春秋》;《乘》;《志》;《上志》;《前志》;《军志》;《周志》;《郑志》;《书》;《丹书》;《刑书》;《虞书》;《夏书》;《周书》;《郑书》;《楚书》;《儒书》;《虞箴》;《夏箴》;《商箴》;《周箴》;《诰》;《康诰》;《唐诰》,等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多见于春秋战国前的文献转述。墨子曾说,他读过百国春秋。还有很多关于读过周之前古文的文献记载。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之王者世有世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他说的“古之王”,是指夏商周的君王。他不仅讲了史官的责任和重要性,也讲了三代对事和人记载的重视。

这些文献,对于商代以前的事和人留传下来,是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的。

那么后来呢?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令”了。李斯奏请秦始皇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于是,除了《秦记》,其他各诸侯国史官所藏的史书,一并灰飞烟灭。《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我们现在的很多历史疑难,或因于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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