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兵

admin2022-12-06 03:00:3933

验兵

在我老家，“验”和“练”发音一样，“验兵”听上去是“练兵”，但意思完全不同。验兵，就是按军人的要求进行体检。经过检验，如果身体合格，入伍部队，就叫验上了兵，是人生中一件很光荣的事。

在我们大队，解放后当过兵的人都有较好的归宿。我们六队的王其元先生曾在东北当兵，在北大荒开履带式拖拉机垦荒，回来后一直在砖瓦厂开东方红的推土机，螺山砖瓦厂的砖瓦，基本来自于他推出来的泥土。当年螺山大队长期说一不二的民兵连长龚仁章，也是当兵退伍回来的。前前后后，螺山出过抗美援朝的英雄，开飞机的空军，上潜艇的海军，在老山前线蹲猫耳洞的陆军。我当过陆军的四弟李再亮，当过海军的五弟李再雄，直到去年复员的曾远赴索马里打海盗为中国船队护航的我的侄儿特种兵“战狼”李世杰。兵是验出来的，也是练出来的。

很小的时候，听过队里验过兵的人讲过他们验兵的经历，一直笑话他们，也为他们感到惋惜。金狗讲他当时去验兵是 *** 做工作才勉强去应付。还没开始验兵，他就在耳朵里灌了水，等到医生检查时，一摸到他耳朵就喊痛，医生一看耳洞里还有液体，马上下结论：耳朵流脓。因此兵没有验上。也有把眼睛揉红的，医生一看到红眼睛，也会写上沙眼之类不合格的结论。更搞笑的是测视力时明明视力测试表上那E字，本来朝左他朝右摆手，本来朝上他朝下示意，这样一测，又是不合格，那时候要在农村找一个戴眼镜的近视眼是很难的，可叹他们为了逃避参军而用心良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当兵，他们的理由是“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还列举街上的四类分子顾文强。顾文强是当过 *** 上过战场抗过日并受过伤的老粮子（兵），因为当的是 *** 而成为贱民。说他当兵没有好结果。

我16岁下地干活，成为公社社员，地地道道的农民。两年后，我长到了近180公分，身体也壮实。天天面朝黑土背朝天，站在洪湖漫长的围埂上，一边是浪打浪的洪湖水一边是波赶波的稻谷香。面对这诗意的画面，我当年却无比厌恶，无边的田野简直就是无边的深渊，不知出路在哪。折腾过很多名堂，最后只能把出路寄于当兵。

八十年代初，每年分到大队的当兵名额只有一到二个。前两年因为年纪小，加上我父母没地位，轮不上我。到我十八岁时，终于有资格验兵了。我和好朋友李再亮到大队 *** 章祖顺家去说好话，终于要到了验兵的名额。

当时的民兵连长游华南，和我的关系很不错。我跟他当过民兵，参加过公社的集训，练过拆装 *** 。一把步抢拿在手里，拆分成一个个部件，再组装完整。天天练习，最后蒙上眼睛接受县里武装部的领导捡阅，规定在多少秒钟内完成一套拆装动作，没有掉过链子。但那只是玩枪不是打枪。

我信心满满地和其他队里的同龄人随华南到洪湖县城新堤，参加体检。那时候有一首五六十年代的人都应该会唱的歌叫《真是乐死人》，我也想像《真是乐死人》里唱的一样，“帽徽闪金光，军装正合身，我对着镜子上下照，上下照，嘿！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我就是怀着这种梦想去到了县城新堤。

因为全县各地验兵的人同时到达，新堤一时热闹起来了，招待所被验兵的人住满了。华南带着我们住进了指定的旅社，遇到其它大队带队的各民兵连长和应征青年，互相介绍，互相夸对方身体条件好，肯定能当上兵等等。

体检地点在洪湖棉花公司的二楼。分五官科、外科、内科、主检科。我们每人拿一张体检表，按顺序一科一科地进行检验。五官科里有视力检测，走到离视力表五米远的一道直线前，护士给你一把勺子一样的东西捂住一只眼睛，一人在视力表前拿一根细棍指点，指到那个“E”就用手势表示开口方向，从大到小，左边试了试右边，我的视力足足超过一点五，就是现在五点零的视力，轻松过关。再测听力，一个人在身后说一个词让你回答，他说红旗你就说红旗，他说乌龟你就重复乌龟，这当然也是小菜一碟。接下来测嗅觉，桌上摆着汽油，酒精和水，都是玻璃杯装着的透明液体，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这还能难倒我吗？再拿着填过检测结果的表，到一位姓黄的女医生那里捡查口腔，女医生打量你一眼，再让你张开嘴，检查牙齿，然后写下结论，她除了自己的名字，只写了一个字：优。我这明摆着的帅哥，不优才怪呢。

五官科验完，再验外科。外科就是一次十来个人一组，负责人手里拿着一摞体检表，按表点名后，来到一个房间，大家把衣服 *** ，先量身高，然后检验的医生要你跳你就跳，要你蹲你就蹲，后面检查 *** 前面检查鸡鸡。那么多青年， *** 相对，毫无隐私，谁黑谁白，谁大谁小各种奇形怪状一目了然。有的目测就可以过，有的还要让医生拿在手里摸捏，有些还会遭到医生嘲讽，成为大家出门后的笑料。拿身体开玩笑，也是一种刷存在感的方式。

外科检验完，再进内科。主要是量血压。有的是70到110，有的是80到120，这都算是正常的血压。那时候也没有心电图、B超等仪器。表格不在自己手里，最多只能在医生写鉴定和签名时，用眼睛的余光迅速扫视一下，因为医生不会完全让你看清。一般合格或正常两个字很容易看到。如果你真要看，医生就会赶你出去了。内科验完，也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信心满满地进入主检程序。

进入主检科，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医生，一幅冷脸，公事公办的那种。这是最后一关，过了，当兵的愿望就能实现了；过不了，就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十分紧张，心砰砰狂跳，要跳出胸膛一样。那医生把听筒放在我胸口，片刻，他收回听筒，写下心动过速，伴有杂音的鉴定，医生的字一般不好认，但我还是看得出来。我大舅就是医生，他的字一般人认不得，但我认得，所以这主检医生的字我也认得。这在我眼里就是判决书，不啻死刑判决。

我垂头丧气走出主检室，等在门外的华南知道后，也着急起来了。华南平时跟我关系好，很希望我能当上兵。马上，他找到征兵的部队派来接兵的军人，他们是两位年轻的相当于司务长的军人和一位年纪稍长的副营长。他们看我长得好，又有强烈的当兵愿望，马上答应直接破例让我入伍。满天乌云开了一条缝，我又有希望了。我还当他们的面唱“我参加 *** ，穿上绿军装，我走进红色学校杠起革命枪”的歌。他们问我会不会打拍子，他们是东北来的，打拍子就是识简谱唱歌。我马上说：会！从小我就是学校 *** 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平时有新歌我都会根据简谱来学唱。每一首歌能唱出歌词，也能唱出代表旋律的音符。他们说：好，我们部队就需要你这样会打拍子的人。我高兴坏了，打拍子，那可是文艺兵呀！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呀！

因知道我是心动过速，那两位年轻军人时不时握着我的手，看秒钟转动，数我一分钟脉搏跳动的次数。如果不是他们给我希望，当时我就止步，打道回家了。因为有了部队的人的首肯，我当晚和那些初检合格的青年一起，躺到指定的一间房的床铺上，等人来抽血。抽血就是化验你有没有乙肝。当晚我也被抽过血。

因担心第二天还会测我的心跳，很多人为我出主意，用各种 *** 降低心跳的频率。东升大队的民兵连长很关心我，为我出的主意就是早晨起来喝半碗醋。我们家平时除了酱油和盐，从来没有买过醋，我也从来没有品尝过醋的滋味。那天早晨起床后，同伴给我打来半碗醋，那么酸那么咸那么难咽的醋我硬是一口气喝下去了。为了当兵，我简直就是奋不顾身了。

因为前一晚我已抽过血，以为是过关了。上午又找到那三位部队的同志。那营长拿起我的手，把住手腕脉搏，脉搏动一下表示心跳了一下，营长摸了半天，觉得可以了，便去找那主检医生。其时我已知道那主检医生叫李晓了。营长带我找到李晓，说：这个小伙没什么问题，我们想带他走。李晓当时把听筒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这怎行？！要是到部队复检身体不合格，再打回来我可负不起这个责。我说：昨天我都抽过血了，你就高抬贵手，让我验上兵吧！这时我说话带着哭腔了。那营长也说这小伙正是我们想要的......李晓不搭理我们，自已走出去了。营长见李晓不通融，也只好带着我出了主检室的门。

等在外面的华南和另外两位军人，看到我和营长出来，问情况。营长对他们说：我们努力了，没希望了，李再明（他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你就回家好好锻炼，争取明年再参加体检吧。眼看这最后的救命稻草抓不住了，我当兵的希望破灭了，猛然，从我嘴里发出了哭声，眼泪像山洪暴发，在脸上泛滥，我嚎啕大哭，哭声在洪湖棉花公司的二楼回荡，一阵一阵。华南虽然是民兵连长，但他上面还有公社的武装部长。华南看我痛哭不止，说：我的爹爹呀，你不要哭了，你这是放骗（耍赖）呀！你这样哭影响不好，部长会处分我的。华南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再哭了，我总不能因为自己没当上兵而影响华南哥民兵连长的前程吧。只能收住哭声，擦干哭红的眼睛，离开棉花公司大楼，回招待所。

当时螺山公社的武装部长是吕江生，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超过二百米。但他是街上（吃商品粮）的。他有很多亲戚需要他帮忙，他的确也帮了不少亲戚当上兵。我跟他家不沾亲不带故，虽然往得近，相互也认识，他也不会帮我。

急中生智。按现在的话，我当时有两手准备，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每次活动都要准备的A计划和B计划。因为我信心满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验不上兵，在绝望时，我想到了我大舅给我的“锦囊”。那年在石首当医生的大舅回过一趟螺山，知道我想当兵，大舅说：你舅娘在石首每年都是主检医生（我大舅和大舅娘都是当时武汉医学院的毕业生），帮过洪湖武装部一位部长的忙，我现在给洪湖武装部的陈部长写一张纸条，到时如果遇到困难你可以找他。大舅当场写了一封短信，让我收好，到时说不定可以用得上。A计划行不通了，只能执行B计划了。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投无路之时，来了同大队同小队我 *** 的朋友王祖金大哥。（祖金哥和华南当时是连襟，也曾是我哥的连襟。这三个连襟只有祖金哥修得正果，娶了从兰姐为妻。我哥当时订的是娃娃亲，读大学后和我一直叫姐姐的杨从容解除了婚约。华南因故和我的同学杨从莲分手）。祖金哥一直关照我，对我有求必应。

我拿出我大舅的那短信，给祖金哥看。祖金哥头脑灵活，也精通人情世故，说要去找人，总得拿点东西去吧。当时已是深秋，家里的花生收了，晒干了，正好可以用来送礼。当年，花生和麻油是我们农村人到城里打通关系的“敲门砖”，有时还会提两个甲鱼。临时抱佛脚，我家里能拿得出的，也只有刚收获的那些花生了。螺山离县城新堤45里路，那时也没有 *** ，只有找和我同样命运没有验上兵的同伴带口信，等他们搭班车回家后去找我的堂兄李再悦。要再悦到我家去装一麻袋花生，连夜送到新堤。

再悦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亲哥哥。再悦大我一岁，但个子比我小，小时候总是被我欺负。但血浓于水，我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当时他在螺山窑（砖瓦）场当会计，接到我的口信，便马不停蹄地到我家，装上五十来斤一大袋刚收获的精选出的颗粒饱满的花生，架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当时天晚，已无班车可搭），顶着深秋夜晚的冷风，快马加鞭，一阵冷风一阵热汗，一路蹬到新堤洪湖师范门口，交到我们手里。然后，他连夜赶回螺山。那天晚上再悦有多辛苦，可以、也难以想象。

目送再悦返程，我背起花生，和祖金哥到螺山老乡姚春四家商量下一步的事情。姚春四也是螺山的名人，他哥姚春三是我哥同学，跟我也认识。我把我大舅的那张纸条拿出来，上面写着我要找的人叫陈乐生。姚春四认识陈乐生，知道他家住址。

送花生的事我没有参与，第二天我们去武装部找到了陈乐生，并且把我大舅写的纸条交给了他。洪湖县征兵体检分两个地方，一个在县城新提，一个在离县城六十里外的丰口镇。当时丰口的体检还没结束，不知是我家花生的作用还是我大舅那纸条的作用，陈乐生要我到丰口找我现在早已记不住名了的人。时间紧迫，我马上和祖金哥去客车站每人花6角钱买好票赶往丰口。

丰口是洪湖仅次于县城新堤的大镇。时已中午，在丰口举目无亲的我和祖金哥，来到一个小饭馆吃饭。那次肯定吃了一盘青椒粉丝炒猪肉，因为那道菜是当时最下饭 *** 吃的。五角钱一份。我也没有多少钱，我的钱是父母给的，省吃俭用攒的钱,好钢用在刀刃上。五毛钱一盘的菜，两人一顿饭也不可能超过二块钱。

在我们桌边，有一个瞎子也在吃饭。那瞎子手边除了拐棍，还放着走街穿村提醒别人算命的小铜锣，一般乡村会算命的瞎子边走边敲这铜锣，听到锣声别人就知道算命的来了。和城市里的酒水车之类的声音一样特殊并有识别性。我跟祖金哥说：我去找瞎子算个命，看看这次能不能验上兵。祖金哥也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验上。我欣欣然，兴冲冲地走到瞎子身边，说：师傅，给我算个命！瞎子不回答，好像他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一样。我再大声说：“师傅，我要算命”！这次他听见了，鼓着盲眼，慢条斯理地用当地话说：“我在吃饭，现在不营业！嗯郎（您呐）”我的天啦！好一个目中无人的瞎子，这命不算就不算呗，还文绉绉地“我不营业”。

面对瞎子这句“现在不营业”，我就知道这次丰口之行凶多吉少了。我狼狈地回到座位，对着祖金哥苦笑，连瞎子都不给我算命，可见我倒霉到了什么地步。事隔几十年，很多事物都模糊了，但瞎子的这句“现在不营业”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吃过饭，我和祖金哥赶紧到丰口镇的征兵体检处，找到陈乐生部长要我们找的永丰公社的武装部长，我占的是永丰公社的体检名额。那部长很勉强地给我一张表，填了去体检。

那里的体检已是尾声，体检室基本没有什么人，医生都没有什么事干。走到内科时，那医生问我你螺山的怎么跑到我们永丰口来体检？我一时回答吞吞吐吐，说了我的情况。又紧张起来，心跳肯定更快了，那医生说：你在新堤心跳得快，到这里就不跳了吗？然后冷冷地下结论，不合格。

我一脸沮丧地走出来，不开口祖金哥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他找到一位干部，递上“介绍信”（一根带把的过滤嘴香烟），又让我去医生那里测了一下心跳，医生下的结论不可能更改了。我又哭了一次，带着深深的绝望。想到对我寄予厚望的父母，想到寒风中送花生的再悦哥，想到我白做了一场当兵梦，想到挣脱不了的没完没了的农活和土地。眼中不断盈出凄楚的泪水。

我和祖金哥的晚餐还是去那小店吃的。算命的瞎子不见了，不知他到哪里“营业”去了，我也将回到我的土地上“营”我的“业”了。饭后我们站在黄昏的街边，在丰口镇深秋瑟瑟的冷风中，看暮色中的人，各自回家或出门。虽然是同一个县，但这是离家一百多里的另一个镇，这完全是我的异乡了。想到岳阳楼记里那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天还不是太晚，有从新堤来往丰口拉货的新堤搬运站叫“六马”的带车斗的机动三轮车，经过我们身边。我们叫停了一辆三轮车，求司机带我们回新堤。仍是递上当时难得的滤嘴香烟。祖金哥情商高，简直是天生的外交家，几句话一说，我们便坐到了车斗的麻袋上。随着柴油发动机的咚咚声和耳边秋风的呼呼声，捂紧胸口，掠过路边的树木，掠过黑着的田野和亮着灯的村庄，免费回到县城新堤。

省下的车钱也够我们住旅社。县城里再也没有我可以呆下去的理由了，我回到螺山，十分落寞地走进家门。我的奶奶，外婆，我的父母和我的弟弟们早就知道我没有验上兵的消息。我要是考试成绩不好，他们还可以指责我不用心，可我的心跳得那么快，不是我不用心，我用心要心跳慢，心就是不听我的，心不从心！能怪我吗？我16岁没有考上大学回家时，父亲说过我一句：“没卵用”！这次我18岁没有验上兵回来，奶奶打了两个鸡蛋做汤给我吃。我一边吃一边流泪，又哭了一回。这种吃蛋的方式是我们家安慰家人的传统，多数用在有头痛脑热的家庭成员身上。吃完奶奶煮的蛋汤，我那不安份的心又重新贴近了我的江汉平原洪湖岸边那些被我翻来覆去的田地。

没过多久，验上了兵的我的同学彭神林和其他验上兵的街上的幸运儿，穿上了部队发下来的暂时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军装一上身，人的身份就变了。他们成了大家羡慕的人，镇上的宠儿。平时高傲的姑娘们也开始青睐他们了，有的送本子有的送钢笔。接下来姨妈家请了姑妈家请，一时街上都是他们来去的身影。

我后来知道那一年验上兵的人都去了辽宁阜新市，我一直记得这差点就到达了的地名。那是1982年。那年我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