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故里到底是河南鹿邑还是安徽涡阳回答的补充
由于知乎 *** 自带的bug，本人在下方问题的回答无法进行更新：每次内容更新后，原回答都会被站务删除，恢复非常麻烦，所以另辟空间将一些新收集到的补充材料附于此文。原回答有一些观点略显陈旧，且行文混乱，奈何有心改之，无力为之。谨以奥卡姆剃刀（William of Ockham c. 1287–1347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以本文为改良续篇，乃答读者。
关于龙山雉水的勘误：
民国涡阳县志引用南朝史书《宋书·卷八十六》的记载——淮西人贾元友向宋明帝刘彧上书：“龙山雉水，鲁奴、王景直等并受朝爵，马步万余。”，认为此处的龙山雉水即为涡阳龙山与武家河：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此处龙山更可能是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旧名龙山县），雉水疑似为滍水（西汉南阳有雉县，即今河南省南召县东南；北魏有雉阳县，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南史·卷七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又言：“二十八年正月，龙山雉水蛮寇钞涅阳县，南阳太守朱韶遣军讨之，失利。”
今之武家河，可名雉河，亦可名坠河：清代雉河主干上游（尚未汇入武家河）的亳州境内小猪村至贾家桥段分为东西两个河道，东为雉河，西为坠河；明成化《中都志》记载“蒙城西九十里坠河为界”，此处的坠河县界即为蒙城西北九十里的雉河集。另据光绪《亳州志》记载，亳州境内武家河上游有武家桥，而今谯城区武家河河段又有大武庄、小武庄、武庄、夏武营等武姓村庄。
关于蚌埠市谷阳县的补充：
今安徽蚌埠市固镇县在北魏为阳平郡，太和年间改谷阳郡，唐显庆元年省谷阳入蕲县，改谷阳城为谷阳镇，俗称谷镇。北宋时谷阳镇改称西故镇，金代改称西固镇，明洪武年间改称固镇，1964年 *** 决定设固镇县至今，与涡阳完全不沾边。此处谷阳县的谷水可以明确不是武家河。宋庆元刊本《汉书·地理志》记载，谷阳县位于“谷水之阳”。《水经注·淮水》记载，“涣水(今浍河)又东径谷阳县。”“又东径谷阳戍南，又东南径谷阳县故城东北，右与解水（今澥河）会，水上承县西南解塘，东北流，径谷阳城南，即谷水也。应劭曰：城在谷水之阳。”
而老子故里的谷阳对应的历史记载则有北朝《魏书》：“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此处的栾城即位于今鹿邑县境内王皮溜镇的栾台（又名栾相寺、栾王寺）遗址附近，祭祀有栾相王（不知与相县有无关联），相传为一名叫相的商代王室子弟被分封到栾地，故称栾相王。
栾台遗址基本上成方形，每面宽80米。遗址东、北两面为陡峭的断崖，暴露出许多陶片和蚌壳；西、南两面为斜坡状，现存地表台高5米，四周皆为平坦耕地，地下淤积3米，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由黑土构成，上有三间大殿。根据1989年《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介绍，栾台遗址文化遗存层面堆积厚达8米，分15个堆积层，涵盖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整个商代至春秋末战国初，距今约4900年至2460年，其中有4个时期为商代文化遗存。
此外，今郸城县宁平镇（又名临兵城）作为晋代永嘉五年匈奴与 *** 交战的苦县宁平城之战旧址，同样标志着苦县的确切地理位置。
从古至今，今鹿邑境内先后出现过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地（今鹿邑县辛集镇，明清时名为护厢集，南北朝时名为虎乡城，为隋代以前的鸣鹿/鹿邑地）、鹿邑故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元代以前的鹿邑县城）、今鹿邑县城（元代以前的真源/卫真县城，元代并县以后的鹿邑县城）。
此外，明末因筑城被 *** 而重新入殓的唐代陇西夫人墓，尚存于今鹿邑县城东南4公里的堌堆洼村。该陇西夫人为唐代宗室女，随父亲调任真源县丞而居于真源县，后来因其丈夫河东裴所返乡迟迟不归，二十二岁病死于真源县——其墓也标志着唐代真源县即在今天鹿邑县境内。
关于鹿邑太清宫考古断代的说明：
首先，太清宫遗址范围广大，上层叠压的古建筑（例如太极殿及三 *** 殿）及现代建筑较多，鹿邑县对太清宫的考古不可能一次性全面发掘，只能采用见空插针、开挖探方的方式分批次进行勘探考古，不对同一区域进行重复挖掘，且至多只可勘探外围区域，无法对太极殿等现存主要建筑的地层进行考古。
其次，太清宫遗址区域在各种限制下仍发现了部分唐宋时期之前的历史遗存：在洞霄宫的发掘中，发现了宋代的砖铺甬道，以及道两侧的四组柱洞，每组有七个柱洞。甬道北侧西边，在宋代地层下发现了唐代地层，在唐代地层下发现了汉代遗迹；2005年的考古发掘在洞霄宫区域遗址下层出土有东周绳纹板瓦、夹砂鬲残片；东汉时期的灰色陶罐残片，外饰模印铺首衔环。发现宫墙东西残长230米，上宽5米，距地表深为1.1米一1.3米不等，宫墙高5.1米，且南侧陡直，北侧内附加呈斜坡状，夯土为黄灰色，主墙夯层内涵少量的东周、汉时期的陶片。在太清宫南部偏北的勘查中，探明一东西夯土墙，南距今存太极殿77米。夯土墙距地表2.2米，东西长170米，上面宽4.5米，发现上平铺青灰砖一层及白灰。东端出土有唐代绿釉红胎琉璃瓦残片，内饰布纹。夯土墙北侧陡直，南侧内附加呈斜坡状。主墙高6.1米，6.1米处墙宽10米。主体墙夯层厚度为0.1米——0.15米不等，上部黄灰夯土层；中部青灰夯土层；下部为黄花夯土层。以此判定可能是先后进行了3次夯筑，中、下部夯土层中出土有棕色甗腰残片、夹砂鬲残片、龙山文化时期的鼎足。为此，夯土墙的夯筑年代，可能在商周之际所筑，后代又加高夯筑，唐代继续使用。
综合来看，太清宫遗址区拥有龙山文化遗址、西周墓葬、东周夯土基址和大型马坑、唐宋建筑基址、碑刻及明清建筑等大型文物。考古工作关键在于保留文物的完整历史信息，以修缮性、抢救性为指导，贯彻“保护为主，抢救 ***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力求不毁坏文物，否则与盗墓无异。太清宫地下的唐宋建筑基址是重要的文物遗存，由于历代黄泛淤土过厚带来积水，出土后风化损毁严重，发掘仅仅到唐代地层即回填保护，未进一步发掘更早期的地层。
此外在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7年鹿邑县太清宫的发掘基础上，对太清宫太极殿以北的区域进行第二次大面积发掘，发掘出宋代长方形大型门殿基址，其东西两侧分别为金正隆四年（1159年）的《太清宫诗碑》和天德二年（1150年）的《亳州彩绘太清宫大殿圣像记碑》；2006年又出土了唐代《玉真公主朝谒真源紫极宫颂碑》：诸多新发现的唐宋时期碑刻及文物，充分反驳了涡阳说及其他人士所谓康熙时期鹿邑县令吕士鵕造假甚至盗取他处碑刻的阴谋论。
关于太清宫桧树的勘误：
从唐代至北宋，太清宫桧树由三株演变为八株。光绪《鹿邑县志》：“八株相对，每二株共一名：曰丹桧，曰纽桧，曰御桧，曰 *** 桧（即鹿迹桧）”。宋代刘斧整理的《青琐高议》记载：“亳州大清宫，以真宗将幸宫殿，有老桧南枝碍檐，将加斤斧。一夕大风雷，比向晓。桧枝已转而北矣。真宗甚爱之，因谓之御爱桧。”《金续修太清宫记碑》曰：“宫中旧有八桧，今惟手植存焉……至靖康之乱……灵踪圣迹，为狂贼纵火一爇而烬”。清初《古今图书集成》云：太清宫“又列桧八株，传为老子手植，皆不存。今太极殿前老柏扶疏，亦二三百年物也”。归德府志亦记载原有八株皆不存，现存桧树仅数百年时间，应为原有枯桧再生萌发的子代个体。
譬如历史上即有：“老 *** 前有双松，左阶之松久枯。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忽从根上生一枝，耸干一丈三尺，枝叶青翠。唐武德二年更生一丛，直上五尺，横枝两层，枝叶相覆，异于常树。”“圣唐受命之年，亳州旧宅枯桧再生，以彰子孙兴昌，享无疆之祚。其树见在，号再生桧。”“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玄宗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大中祥符六年十月）甲子，亳州太清宫枯桧再生，真源县菽麦再实。”后唐同光元年十二月枯桧复生，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曾为此撰写过《玄元庙枯桧再生敕》。
关于鹿邑县九龙井的补充：
由于历代黄泛，自东晋时期史料开始记载的老子庙九龙井如今仅存一口，且亦曾被淤泥湮灭——后经由考古发掘得以复现。《光绪鹿邑县志》云：“又有灵溪、九井诸迹，并亡。”又说：“今殿后东偏尚见一井，地陷如阱，甓阶下十数级乃可凭栏引汲，盖地曾罗河患，汜滥既息，填淤遂高。”该井符合历史记载中九龙井位于太清宫太极殿东的描述。
2005年，周口市文物勘探队对鹿邑县太清宫九龙井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2006年8月16日至23日，周口市文物勘探队在以前勘探和发掘的基础上对九龙井遗址进行了清理，清理面积28平方米。九龙井遗址位于该遗址前宫太极殿的东北隅，西距太极殿高台5.9米，井的上部土层已遭到 *** ，而其周围地表又凸凹不平，为了进行科学的清理工作，故布南北长7米、东西宽4米、方向为0度的探方。根据此次发掘清理的实际需要，再加上为了确保古文化堆积的原始文化面貌不受 *** ，该探方的地层只揭露到宋金文化层面。在宋金文化层内发现有较为规则的宋金时期房基局部，砖皆为青灰色，有的砖表面发现有红、褐、白三色彩绘的痕迹。在建筑遗迹的北侧，他们还发现一尊青石雕刻，在本探方内仅暴露出局部，南北长0.65米，东西宽0.10米。房基石雕绝大部分被叠压在探方东壁外侧的土方之下。从整个探方内所暴露出的宋金时期的活动地面来看，其文化面略呈西低东高之势。通过这次对鹿邑县太清宫九龙井遗址的清理，判断其砌筑时代应该属近代，至1958年因太清公社建房被废——因为土坑内填土色为棕灰色，土质较软且内有近代遗物；从砌筑此井的台阶、通道、井圈及井体砖的形制、颜色来看，少量为清代，多数为民国砖。
不过，太极殿南另有一口望月井。明代《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在开封府井泉系列中记载：“九龙井在鹿邑县东皋乡，世传老子诞生之地，其侧又有东西二炼丹井”。
关于苦县、相县、厉乡、沛地、老子国籍及姓氏的观点补充：
目前并无早于《史记》、边韶《老子铭》的记载能证实春秋时期陈国境内有相县与苦县。汉代刘向所著的《列仙传》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晋代皇甫谧所著的《高士传》也记载：“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仅仅是在苦县后注明：“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
然而安徽淮北有明确记载的那个相县，在汉末并未如边韶记载老子故里的相县那样“虚荒”并入苦县，而是长期作为沛国/郡的行政中心，在北齐时期并入了徐州彭城郡承高县（今萧县）。此外，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宿州符离县条云：“故相城在县西北九十里，盖相土旧都也。”而《水经注》中明确提及“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位于安徽淮北的这个相城显然远离涡河，不符合老子生地的相县特征。
《水经注·睢水》记载：“（睢水）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梧桐）陂。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睢水东径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东径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郑浑为沛郡太守，于萧、相二县，兴陂堰，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睢水又左合白沟水（又名净净沟），水上承梧桐陂（今淮北市梧桐村附近），陂侧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径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则北流入于陂，陂溢则西北注于睢，出入回环，更相通注，故《经》有入陂之文。睢水又东径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此处记载表明相县城址位于睢水（今濉河部分河道）以北，与淮北市区的相城故址相吻合。
据安徽省淮北市文物部门记载，相城位于相山南麓，明清之际城墙还断断续续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存部分遗迹。1963年文物普查时，遗留的部分城墙清晰可辨均为夯土筑成。底部宽60～70米，高2.5米，城廓西北缺角。在相山故城的东北，南城墙加西城墙上曾出土楚国货币（裤形，铭文为“殊布当忻”）、战国铜短剑、铜碳等文物。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建设，古城墙残迹已荡然无存。相县古城分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外城范围：北城墙东段，由花园路与民生路交点向东约700米，西段由花园路与淮海路南侧交点向西约1000米至濉溪路；东城墙由矿工总医院西侧向南经交通局至铁路南，长约1150米；西城墙由淮海路南侧沿濉溪路至海宫路，长约800米；南城墙由海宫路向东延伸，长约1700米。占地面积约1.6平方公里。内城位于外城东北角突出部，其范围：东起闸河路，西至新华巷，长约500米；北起民生路，南至古城路，长约600米。
明成化《中都志》明确记载：“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相山下。”——此城与涡阳县城间隔有铚县（即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郸（今涡阳县丹城集）、宿（今安徽省濉溪县铁佛镇古城村），且涣水（浍河）自北而南流经酂（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镇）、鄪（今河南省永城市新桥镇）、宿、铚、蕲（今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横穿二者之间，故涡阳天静宫很可能从未属于宋国相县。
今鹿邑县太清宫一带在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以前极有可能称作厉、厉国——“厉乡者，即濑乡也。《左氏传》云楚成王伐徐，秦师伐厉以救之。杜预云厉，楚之与国也。《地理志》云属淮阳，王莽改曰赖陵。”
上世纪末长子口商周大墓的考古结果又引出另一个更古老的商末方国——长国短暂存在于此的可能性。该墓是商末周初之际的“中”字形大墓。包括墓道在内南北通长47.5米，东西宽7.5米。墓内有单棺重椁，清理出殉人13具，狗骨架1具，出土各类文物近2000件，其中青铜器235件，包括礼器、兵器、乐器、生产工具、车马杂器等，主要有鼎、簋、戈、觚、铙、刀等。有铭文者54件，皆为青铜礼器。根据墓中出土文物可推断，该墓墓主为西周初年长氏国君长子口，长氏应是殷王室的高级贵族。亦有少数学者认为“长”即“微”，墓主是周成王封之于宋国的微子启或其弟微仲衍，而以微子启的可能性为大。
对于老子故里的相城，清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三百九十六卷记载：“相城，即谷阳城。广乡城，后汉封侍中絷填为侯国，即广乡也。濑乡城，在县东十里，与谷阳城相邻，老子宅也。”清末《光绪鹿邑县志》记载：“相城，陈志云在城东十五里，太清宫之左……水经注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是当道元时，此城已有谷阳之名，后遂因以置县。赖乡、谷阳同是一城，虽亦臆度，理似不乖。许志引王志云，濑乡城与谷阳城相邻，未知何据。”
涡阳说有一部分观点认为陈国无相地，也没有苦地。目前，人们对先秦地名分布的了解仍然是基于史料与考古发现进行盲人摸象式的探索。然而，涡阳说的一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史记》及其他史料中有关老子籍贯的记载为假（在乡里上的文字很可能有增删和出入，但均指向陈/楚国的苦/相县），有罪推定地将其排除，进而无法在史料中寻求到陈国境内有苦地及相地的记述，实行了一套循环论证。
譬如今亳州市谯城区西南豫皖省界附近的十河镇梅城集村（隋代曾设梅城县，后于大业三年并入谯县），为商代梅伯及其后嗣的封国（亦有观点认为梅城集为东迁的梅伯后嗣的封国）——《新唐书》：“殷王太丁封弟于梅。”“梅姓出汝南，出自子姓。梅伯为纣所醢，武王封伯诸孙黄梅，号曰忠侯，遂以梅为氏。”；唐代《元和郡县志》：“故梅城，在县南四十里，古梅伯国。”梅城故城遗址现皆为耕地，但遗迹仍依稀可辨。经切步勘测，城近正方形，周长约2公里。梅城集东南近0.5公里处有一高坡，高出地面约2米以上，面积近1000平方米，相传梅伯墓在此——梅在焦、夷以西、陈以东，应属陈国领土，但在史料中并无陈国辖有梅地的任何记载，岂能因此而判定陈国无梅地？
又有一些涡阳说的提出者认为有历史明确记载的鹿邑的苦县是怙县，存在于其假说中的涡阳的“苦县”是苦县，这种观点就纯粹是钻着古今异读的空子进行毫无来由地想象。在五胡乱华以前，中原地区的地名传承大多比较稳固，仅有少量诸侯方国的名称因国都迁徙而流动。汉代、晋代的苦县地名最有可能的就是原地不动地传承自先秦已有。先秦时代确实有不止一个苦地，但没有任何充分且逻辑自洽的证据能够说明涡阳境内有“苦”——已知的先秦苦地为鹿邑境内的苦县以及晋国 *** 犨的封地“苦（成/城）”。
至于相县，历史记载中有淮北相山脚下的相县、有苦县涡河旁边的相县、有位于西河郡的晋国相地（相里）、有位于江苏宿迁的下相县、有位于安阳的商代相都和后世的相州，而在先秦史料中仅厉（赖）地就有河南鹿邑、湖北随州、山东聊城、河南息县等多处分布：异地同名也是先秦地名的一个特点。
此外，中国的县制由楚国所创，陈国可能并无县制：不管是苦还是相，均可能是楚灭陈后所置县，故老子生活时期或许尚无苦/相县。“鲁宣公十一年，楚灭陈，申叔时谏乃复立之。昭公八年楚又灭陈，遂县之。至十三年楚复封陈，至襄公十七年卒为楚所灭，陈遂属楚。楚顷襄王为秦所伐，失兵郡郢，都陈。”在鲁昭公八年的陈国第二次灭国后，陈地便出现县，而这一时期与今人推测的老子生活年代基本重合。然而楚国是否同时在陈国设置了苦县或相县，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楚国置县之前，苦或相应该有相应的地名或行政区存在，正如陈国→陈县，焦国→焦城→谯县。
老子所处年代正为各国大张挞伐时期，不管是涡阳还是鹿邑，后期均被楚国占据。唐代司马贞记载：“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苦又属于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
东汉延熹八年（165年），汉桓帝颁旨在老子故里建庙祭祀，命陈相边韶撰《老子铭》碑：这充分说明老子故里位于东汉的陈国（西汉为淮阳国，亦约为先秦时期的陈国）境内。
《元和郡县图志》载：“真源县，望，东至州五十九里。本楚之苦县，春秋时属陈，后为楚所并。汉属淮阳国。后汉苦县属陈国，晋属梁郡，成帝更名为谷阳。高齐省入武平县。隋开皇六年，复置谷阳县，理苦城。乾封元年，高宗幸赖乡，以玄元皇帝生于此县，遂改为真源县。”
目前最早有关老子故里的记载均指向汉代苦县境内的废相县，而汉代苦县演变为今鹿邑县的过程在史书上记载得很明确，安徽淮北的相县在南北朝时期并入承高县（今萧县）的记载也很明确——边韶所提的相县绝非安徽淮北的相县，其方位应在古苦县境内，即今鹿邑县境。
或许老子所处的年代并无苦县的设置，但历史上明确记载的苦县只位于鹿邑——譬如汉末并无地名包头，但这并不影响吕布是今天内蒙古包头人的事实，也不影响今天的人们将吕布记载为内蒙古包头人的正确性——这种动态的描述无伤大雅。南宋《混元圣纪》对此总结：“苦县，徐广云，晋名谷阳，齐省谷阳，隋复置焉。苦县东谷阳故城即古之厉乡城也。县东北有古相城，即楚之相县也。战国之末并相为苦，唐乾封元年改为真元（源）县，今为卫真县。北近涡水，东四十里有古谯城，即汉之谯县也。故老子或称陈人、楚人、相人、谯人也。”
有关老子的国籍方面，虽然古代方志中记载鹿邑境内有宋国的訾母城（具体方位不详），但陈国与宋国并非完全以涡河为边界：譬如涡河以北的株野（今柘城县胡襄镇）为陈国开国之都，且史料记载的宋国与陈国一带的边境是泓水之战的泓水，为濊水（涣水，今浍河）右岸的汊流，东流入涡河，约对应今天的惠济河。故今河南鹿邑县城及太清宫一带应当仍属于陈国（也可能为陈宋争夺区域）。《列子·周穆王》即记述：“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此段充分说明老子居住在陈国境内。
再者，老子居于沛的记载应指的是老子在先秦时期的沛地隐居——此沛地在先秦时期属宋国，指沛泽彭城一带，即今江苏徐州沛县、丰县附近，亦曾为许由隐居地。
老子的真实姓氏争议颇多。假设老子的氏族为宋国老氏，则其留居于宋国沛地似乎情有可循。然而，老氏并不一定仅限于宋国，正如鲁国有司徒老祁；宋国氏族也不一定仅限于宋国，正如鲁国有宋国孔氏后代——孔子。根据老子家族世袭的周守藏室史官职业，可推断其先世或许为殷商贵族后裔，亦可能在宋国有族亲关系。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奔楚后，周王室典籍散佚，老子也 *** “免而归居”。《庄子·天运》记载：公元前501年，孔子“乃南之沛见老聃”，此处说明老子可能在辞官返乡后，又前往同为殷商后裔势力范围的宋国沛地隐居。因此《列子·仲尼》讲述：“陈大夫曰：吾国亦有圣人，子弗知乎？曰：圣人孰谓？曰：老聃之弟子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此时的老子已不居于陈国境内而是居于宋国境内，故而陈大夫与鲁国叔孙氏讨论圣人时，不言老子，而言留在陈国的老子门生亢仓子。
到了汉代，沛县所属的泗水（或记为四/泗川）郡析出了楚国（彭城），其余地区则因帝乡沛县而更名为沛郡，治所在淮北的相县，此为大沛。涡阳属于汉代的沛地即沛郡，而非先秦的沛地即沛县——正如曹 *** 是谯县人，绝非谯郡（因曹魏帝乡谯县而自沛国分设出来）其他属县的人，谯地在三国以前仅限于谯县，而非后世的谯郡——县郡不可偷换概念——先秦时代的老子居于沛（小沛或沛泽）的记述无法证明老子生于沛郡（大沛）的涡阳县。
此外，老子后代在汉代仍可考（司马迁对老子后代的记载较为详细），老子家族对老子的居所仍应保留记忆，故司马迁有关老子籍贯所在的记述具有很强的可信性。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庙的补充：
黄初三年（222年）十月十五日，曹魏政权魏文帝曹丕曾下诏修缮老子庙及禁止吏民祷祝老子，并刻石记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未整顿”。此事在《水经注》也有提及，不再赘述。
崔玄山《濑乡记》曰，“老子庙前有两石阙，大阙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墌，阙边各有子阙。”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述：“阙各高一丈七尺，魏黄初三年文帝所立，其阙有铭，是钟繇书。”清末杨守敬《水经注疏》记载：“《魏志·仓慈传》注引《孔氏谱》，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孔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孔氏谱》但言有孔子像，不言有孔子庙，与此《注》异。疑本无孔子庙，畴因有孔子像，遂于像前立碑。《孔氏谱》为得其实。《注》两庙字并当像字之误。此碑欧、赵皆不著录，洪但载郦说，盖已佚。”
北宋洪适撰写的《隶续》对此记述：“迳谯所勒……碑之下方，有唐开元及天宝间题字数十行，乃真源县令邵昕记祠醮投龙等事。真源属亳州，今曰卫真，即汉之苦县也。”由此可知，曹丕下诏重修的老子庙就位于亳州以西的真源县境内。
此外，《隋书·王劭传》记载：“（北）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
文中所言陈留郡为北朝时期在今亳州侨置的郡，故而有所谓陈留老子祠；至尊为隋文帝杨坚，曾任亳州总管（亳州得名于北周大象元年，原名南兖州）。根据文中老子庙枯柏新枝指向东南，且云“圣主从此去”可知，此枯柏只能位于亳州城以西。
关于《史记》老子里籍记载问题的辨误：
一、《史记》写到乡里的除了刘邦、孔子、老子之外，还有聂政、郦食其二人。二、《史记》用以记述人物籍贯的体例没有统一范式。
涡阳说质疑、否定《史记》的主要理由有：“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人物籍贯，基本体例是，或写国籍县籍，或只写国籍不写县籍，或只写县籍不写国籍，写了国籍、县籍，又交代乡里的只有刘邦、孔子、老子三人。既写国籍又写县籍而不写乡里者，如‘苏秦，东周洛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孟轲，邹人’、‘张仪，魏人’。只写县籍不写国籍亦不交代乡里者，如‘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为什么惟独对刘邦、孔子、老子三人的籍贯既写了国籍又写了县籍还交代了乡里呢？对于刘邦，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是汉朝开国之君，特例待之。对于孔子，我们也好理解，因为儒家学派传承不绝，汉代人对孔子生平所知甚详，当然也熟知孔子的国籍、县籍和乡里。司马迁很尊重孔子，破例把他放在世家中立传，也特地破例交代了孔子的乡里……惟独对老子乡里的交代是那样仔细，让人难以置信……今本《史记·老子传》中关于老子乡里的一段文字，既不合情理也不合《史记》体例，实在可疑。我们怀疑今本《史记》的这一段文字不是《史记》原文，而是经过后人改动的……因为老子、孔子的里籍能够稽实，所以就写得详尽，按此原则，《史记》中还有许多人物的乡里都能稽实，为什么不详尽写出？如汉 *** 国之相萧何……”
对此，《河南大辞典》常务执行主编、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石小生做了如 *** 解。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云：“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索隐》：“《地理志》河内有轵县，深井，轵县之里名也。”《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云：“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索隐》案：“高阳属陈留圉县。高阳，乡名也，故《耆旧传》云‘食其，高阳乡人’。”聂政、郦食其在《史记》人物中的影响都是远远低于刘邦、孔子、老子的，可见以故里能否写的乡里的所谓“体例”来否定老子故里的真实性，认为“惟独对老子乡里的交代是那样仔细，让人难以置信”，实在是有些过于想当然了。
凡读史者都知道，正史人物志中，人名之后的籍贯一般采用两段式，即郡（国）名、县名，二十四史的人物传概莫能外。其二是一段式，即只写郡名，这种情况多为人物籍贯为郡治所在地或县名无载。其三，少部分重要人物，也有写成三段式的，如《晋书•帝纪 ***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体例是《三国志》、《后汉书》以后才形成的，《史记》中以郡（国）县记人物籍贯的体例仅仅是初具雏形，而成书于东汉的《汉书》沿袭了《史记》人物籍贯的体例。《汉书》中人物籍贯写到乡里的除了刘邦、郦食其沿用《史记》以外，陈平、郦商的籍贯亦写的乡，为“阳武户牗乡”和“高阳”。
再者，在《史记》中还有不记籍贯、故里，而记其先祖至本人迁徙过程的，如：“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还有地名加职业的，如：“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颍阴侯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由此可见，《史记》作为中国首部纪传体史书，在人物籍贯的体例上并没有一个完备的形式，加上《史记》记述的人物多数年代久远，文字缺失，故司马迁只能按照其所掌握的资料多寡来记述，知者详记，不知者略记；家族脉络清晰者多记，反之则少记。
关于鹿邑县《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与《先天太后之赞碑》的说明：
两座宋碑均造于大中祥符七年，但《先》碑为宋真宗御撰御书，地位非凡，故而由“御书院奉敕模勒刻石（碑末原文）”，其质地自然优良于其他碑石，一千年来的字迹基本保存完好。
清康熙年间，朱世文在其著作《游历记》中已经记述《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文磨灭不可识”，此碑磨灭应为石质不佳，风化所致。至于两碑所处地层高度不一致，或许为宋代建筑地势起伏或后世人为原因造成，应由考古人员进一步做研究。
根据上方视频可知，《宋》碑发现于居民土墙上，而《唐》碑则仅碑首出露地表。
明朝中后期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焦竑在他的《老子翼》卷七记载：“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道者类之上卷，言德者类之下卷。刻石涡口老子庙中。”而《唐》碑明确刻有：“率土廿三祀”等字样，则说明其树碑时间应为开元二十三年。碑文中还有“老君□惟旧宅五□尚矣，□遗□而犹龙九井泉”，“紫气飞于井□，清风激于仁里”，有“濑乡”、“涡水流□挹元始”、“鹿邑县丞张子旸”、“尹喜”，有“高祖”、“太宗”以及“开元神武帝文思广被孝□□”等。碑上所刻内容并不是唐玄宗对《道德经》的注释全文，而是在告诉天下人自己为什么注释《道德经》，似乎是一篇大著作的前言一样。碑体两侧的文字尚属完整，有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主簿王位之、临涣县尉李嵒、临涣县主簿孙奉璋、封丘主簿刑□、内使梁令深、内使判官车□共六人在碑体两侧或题诗，或留字记文。其中王位之、邢□两人写的都是五言诗，记述的又都是傍晚灵溪池泛舟之事（本段为引用，详情见链接）。
不过，唐玄宗道德经注相关的御碑并非鹿邑独有，今河北邢台、易县、山西浮山县等地亦有唐玄宗注道德经幢，记述注释全文，且保存较好。
关于鹿邑县与亳县划界：
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太清宫是谯县与真源县所共有的古迹，而涡阳县太清宫可能所属的城父县、临涣县与蒙城县的条目中均无涉及老子的记载。谯县条目下记述有“涡水，在县西三十八里，从真源县东来。”、“太清宫，玄元旧宅，今有桧树、鹿迹存焉。”真源县条目下同样记述有“太清宫，玄元旧宅，今有桧树、鹿迹存焉，宫前有阙，各高一丈七尺，魏黄初三年文帝所立。其阙有铭，是锺繇书，皆破缺，惟四字存焉。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
1949年以前，太清宫墙以东不远处为两省省界，宫墙以东的界牌集、怀家溜（溜，为水流湍急处）一带属于亳县管辖，而涡河北岸的安溜集则横跨两省省界；49年以后省界微调，界牌集、怀溜集划属鹿邑，安溜整体归亳县。
关于鹿邑及太清宫周边水系改道的补充：
《宋会要辑稿》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六日，赐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殿后亭曰观妙……（七年正月）十五日，仪卫使等具鼓吹、仗卫、道门威仪、教坊乐，奉天书升玉辂。少顷，帝乘辇出乾元门，留司百官、京畿父老奉辞于南熏门外。改御逍遥辇进发，夕次咸平县，赐僧道、父老时服、茶绢，自是所过皆然。自咸平县历圉城、太康县、鹿邑县至真源县，凡五置顿……二十三日，发卫真县，改真源县（即为改“真源”为“卫真”），次亳州州城之西，设朝真回跸楼……八年四月十五日，命王旦撰《亳州明道宫记》，向敏中撰《太清宫颂》，王钦若撰《崇真桥记》，陈尧叟撰《灵津桥记》，丁谓撰《应天府安跸桥记》，王嗣宗撰《陈留县凝祥桥记》，知亳州李迪撰《明道宫观妙亭记》。”
据光绪《鹿邑县志》载，鹿邑太清宫东北里许有《太清宫崇真桥记碑》，碑高七尺二寸、宽三尺五寸，二十二行，行约五十一字，行书。额题《太清宫崇真桥记碑》八字，篆书，立于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一日。此碑疑似毁于建国初年， *** 傅斯年图书馆保有其拓片。清末《崇真桥记》内容已严重残缺，大致有“所以济不通，兴祠在谯，跨涡有桥……景亳之右……兹桥也，处大邑之东……北连畿甸，南届淮阳，东控甬桥，西通鸣鹿”。
南宋王应麟所著的类书《玉海》中记载：“祥符崇真桥——六年十一月丁巳，赐太清宫东涡水桥名曰崇真(八年四月甲子命王钦若撰记)；亳州北门外涡水桥曰灵津(陈尧叟撰记)；应天府谷熟汴水桥曰按跸(丁谓撰记)；开封陈留汴水桥曰凝祥(王嗣宗撰记)，景德二年四月改修京新城诸门外桥，并增高之。”文中对太清宫崇真桥的方向做了说明：“赐太清宫东涡水桥名曰崇真。”——说明崇真桥所处的涡河河道位于太清宫东部——即宋代涡河在太清宫东部自南向北流，而非今天改道后从北部流过——鹿邑县关于涡河改道的记载绝非孤证。
涡阳说一直坚称在两千多年的黄泛历史中，涡河从未发生过改道。然而，今河南省太康县境内就有老涡河（涡河故道）与新涡河（黄泛河道），且今鹿邑县西北的殷堤口至赵河滩一带的涡河河段亦有两个河道（今涡河干道及北侧的小河子），这些地理标志充分表明涡河有改道的历史，涡阳说的某些观点未经实地考察。
最晚从端平元年（1234年）的蒙古将领塔察儿“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军”开始，涡河河道就开始极为频繁地承袭黄泛洪水。元初，张柔镇守亳州，对今鹿邑境内的涡河进行改道取直后，太清宫从涡河之北变成涡河之南，亦即涡河之阴。元统年间鹿邑县的《重修奉元明道宫记》：“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距县东不半舍。九龙井在焉。……允惟明道故宫，以河（黄河）、涡混汇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继为真人，结庐恳田，充以岁廪事，修治疏河流出北门。”元初《重修亳州太清宫太极殿碑》也载，“太清倾罹兵烬，复值河、涡合流，向之仙宫飘荡无余。”
事实上，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有太清宫位于“涡水之阴”的记载，譬如唐代佛教经典《广弘明集》就称：“皇甫谧高士传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涡水之阴。”而北宋时期曾任亳州太清宫主的贾善翔在《犹龙传》卷首中记述“武丁之九年，岁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老子）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涡水之阴。”又如南宋道士谢守灏在其《混元圣纪》中亦云老子生于涡水之阴且卫真县“北近涡水”。以上记述皆存疑，具体原因不详，或许为传抄错讹，抑或涡河在宋代以前就多次改道，姑且录之，有待深究。
此外，1987年3月河南省水利厅在鹿邑县城北修建船闸时，于涡河南岸2米深的淤土下出土的金代《丁氏阡表碑》（为丁氏家族墓的神道碑，该墓地坐北朝南）又一次从考古的角度佐证涡河改道的历史记述。
濑即赖，又即上古时期的厉。约成书于北魏后期的崔玄山《濑乡记》记载：“濑乡在县东南十二里，于苦县界相县故城西五里，谷水分流入灵溪也。东入涡水，相县在濑乡东是也……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仙故处也。汉桓帝修建屋宇，为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旧生宅也……李母祠，门左有碑，文曰《老子 *** 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於楚国淮阳苦县濑乡曲仁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一十二·亳州真源县》记载：“濑水在县东南十二里，于苦县界相县故城西南五里，各水分流入灵溪池，东入涡水。相县在濑水东是也。灵溪池在玄元宫北。”
今鹿邑太清宫以南仍有濑乡沟，但由于历代黄泛及人工疏浚，河道已不大符合历史上的濑水走向，仅留下濑/赖/厉乡地名遗存。今濑乡沟发源于太清宫西北隅的隐山之侧，蜿蜒东南与今急三道河相连通，而急三道河在清初则分为三条河道穿过鹿邑县城，与穿过苦县故城的谷水相近，其又与濑乡沟相互通联，故而清末《光绪鹿邑县志》推测急三道河下游为涡河黄堌寺决口洪水流经谷水故道而形成。
建国后，鹿邑县在老县城开挖了与急三道河相贯通的风景河，以泄城中积水。新开挖的风景河河道穿过循礼街及水桥巷（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舆汇编职⽅典》记载：二郎庙在城内水桥巷），与清初急三道河河道相近。
唐末杜光庭所撰的道教典籍《道德真经广圣义》记载：“按禹别九州，苦县是豫州之分。武王伐纣，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后胡公满於陈。此即古有太皡之子孙，已为陈国。舜后亦已为胡国。胡小而陈大，胡在沈蔡之间，陈在今颖川。武王尊舜之德，追奖其后，故迁之於陈。此陈国自胡公满之后，历春秋时，凡四十余世，为楚子所灭。汉祖灭秦，改陈为淮阳郡。郡大县小，郡管於县，故有阳夏，宁平、苦、柘四县隶为淮阳。后汉章帝改淮阳为陈郡。或云楚国者，楚以熊绎为始封之君，都於荆。陈自淮之阻，其地连楚。春秋，楚子灭陈，因而县陈，故亦属楚，遂为楚地。或云楚国，或云楚县，或云陈郡。春秋之日，郡小县大，以郡属县，故云楚县。秦并楚县，置三十六郡，郡大县小，以县属郡。或云谯国者，今老君旧宅太清宫东北四十里有谯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宫侧有古相城也。或云苦县亦春秋统郡之县也。故苦县城在濑水东，基址存焉。其苦县后改为谷阳县。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禅东岳，回驾幸老君旧宅，封册尊号，改为真源县。中和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稠上表於成都行在，以太清宫累有应见，自黄巢大寇之后，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风震击其贼，或颠沛而失道，或因至败亡，侵宫宇不得，远近居人就宫避难者数千户，皆保安全。请移县就宫安置。奉敕移县就宫，够恐亵渎，所奏宜不允。遂升真源县为赤县，以太清宫在部内故也。仍差使臣斋御词修斋告谢。虽时代迁贸，名号不同，其於处所由来一耳。”“老君降生郡国，即古之楚国之分苦县，因城为名濑乡，因水为名曲仁里，九井之西，灵溪之侧。其县本名苦县，汉魏以来名谷阳县。乾封元年，改为真源县。中和二年，升为赤县。”“利贞生昌祖，昌祖仕陈，为大夫，因居苦县。昌祖生明，明为陈相，葬濑乡之北，立庙，因有相城。明生庆宾，庆宾生灵飞，一名虔会。庆宾灵飞皆白日 *** 。所言陈国，乃古之陈国，非周时所封胡公满之国也。”“后汉桓帝梦见老君，特诏陈相边韶于生处旧宅修祠立碑。祠侧有李母庙，祠内古有虚无堂，堂之前有三桧及余桧千株。九龙井、炼丹井、 *** 鹿迹树，古迹依然。左带灵溪，右环涡水，其地显敞，寔惟胜所。又濑水在宫西，以水为乡，名故为濑乡，或为厉乡——文字讹也。”
关于鹿邑县李母墓的补充：
由于鹿邑太清宫后宫部分（即洞霄宫）的先天太后墓坟冢在历史上一度湮灭，故而鹿邑县居民错将城东北三里广灵宫后的墓冢（今人又冠名为虞姬墓）称为李母墓，并长期进行祭拜，造成一定的乱象。例如《光绪鹿邑县志》即记载：“先天太后墓，陈志在洞霄宫前，许志在宫西四里。考《水经注》，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据此，似陈说较确。然今宫前实无冢，宫西八里有广灵宫，宫后有阜高丈许，围二十许丈，巨柏环荫。土人皆呼为李母墓，传述已久，似非不根。特审其方位，与郦注显戾耳。”
在各类古籍对宋真宗朝拜行程的描述中，常把广灵宫与洞霄宫合称为“广灵洞霄宫”，看起来似乎是一体，但细细考究则非然。
宋元之际的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开题科文疏》记载：“至光宅元年（又为文明元年，具体日期为九月甲寅），太后（武则天）下诏追赠 *** 尹氏尊号为先天太后。于太清宫之北一里立宫号曰洞霄宫——左曰先天观，右曰广灵宫，中曰洞霄宫，即 *** 之故居也。”
唐《通典》记载：“开元二年三月（具体日期为壬子日），亲祠玄元皇帝庙，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为先天太皇，仍于谯郡置庙，岁余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庙例。”《旧唐书》记载“（天宝二年）九月，谯郡紫极宫宜准西京为太清宫，先天太皇及太后庙亦并改为宫。”
由此可知，鹿邑广灵宫与洞霄宫并非一体。
注：武则天为压制李唐宗室，抬高自身地位，为后期称帝奠定合法性，对老子母亲进行册封，其《改元光宅赦文》节录：“又玄元皇帝者，皇室之源，韫道德而无为，冠灵仙而不测，业光众妙，仁覃庶品，岂使宝胤见御宸居，先母竟无尊位。可上尊号曰先天太后，宜于老君庙所，敬立尊像，以申诚荐。”又，唐天宝三载六月，唐玄宗撰写亳州真源观钟铭并八分书，时为太子的唐肃宗题额。
《光绪鹿邑县志》记载：“广灵观，城东三里许，元时建，明正统间重修。”明代张穟在鹿邑所作的散曲《广灵观》表述为：“春树浓，春草绿，广灵宫前闲注目。东址西基禾黍丛，前台后殿牛羊牧。醉扶瘦竹询遗踪，漠漠炊烟几茅屋。忆昔宫观壮且宏，嵯峨不减青山矗。碑残碣卧群鸦栖，土蚀苔侵那可读？剩得道德五千言，万古流传辉简牍。造化从来否泰仍，眼前今古成焦鹿。春树浓，春草绿。”
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等史料均明确将洞霄宫与广灵宫分开记述——广灵宫祭祀先天太上皇（即老子父亲，相传名为李敬或李乾，字元杲或元果，《路史》称其“周上御史，胎刵且眇。”），洞霄宫祭祀先天太后（即老子母亲，相传名为益寿氏婴敷或天水尹氏之女）与龙女。
《宋会要辑稿》则记述：“又行礼日，诸宫观尊像请遣官荐献，真源观灵宝天尊、三清，先天观元始天尊，并用碧币；洞霄宫 *** 太后用白币；广灵宫玉皇大帝用苍币，仍用大祀礼。本宫元中 *** 师、经籍度三师、真武将军、张天师，洞霄龙女，各用两笾两豆。”“少顷，帝复诣先天观元始天尊殿、广灵宫玉皇大帝殿、洞霄宫先天太后殿，焚香再拜。复至上清宫，周览灵井瑞桧。至真武殿，赤蛇见于龛间……二十五日，诏亳州士庶不得上太清宫老君殿、洞霄宫先天太后殿、广灵宫玉皇殿。周设栏楯，务存严肃。官吏非致祭亦如之。”
结合元代鹿邑县广灵观方位（今为所谓虞姬园，但当地人仍在此祭拜李母，西距洞霄宫约七八华里）、唐代位于洞霄宫以西的广灵宫主祭老子父亲先天太皇、北宋广灵宫 *** 成为玉皇大帝、北宋先天太皇地位不如老子及李母，大致可以推测：鹿邑县广灵观后的坟冢可能与李母祭祀相关，且广灵观先天太皇祭祀逐渐被遗忘，故而在洞霄宫李母墓湮灭后，广灵观坟冢逐渐演化为乡民祭祀李母场所。
据记载，鹿邑县广灵观位于郭庄村南，近代占地约60余亩，包括坟冢、庙宇、庙地三部分。冢西约100米处，从涡河向南有一条宽六七米，深约4米的古河道，河道与郭庄往西道路交叉口处有一座桥叫井桥，毁于1938年黄泛。古河道往东约100米是庙地。接下来便是庙和墓的区域了。虞姬墓在后，靠近北侧东西大路；庙宇在前，南北长约200多米。坟冢底部直径约100米，四丈多高，据省文物专家考证，其显露砖劵墓室形制为汉墓。坟冢自下而上有30多个阶梯，上栽松柏、果树等，东、西、南三面均有自下而上的磨得十分光滑的小路。离冢向南约一丈余有三间两层小楼，砖木结构，有木制的栏杆和楼梯。一层有三 *** 神像，二层有一个泥塑 *** 像。 *** 殿前两侧有偏殿，其中右侧为娃娃殿，中间大院中有香炉。再向南约5丈余为庙宇区域，占地30余亩。四方夯土台级高出地面约一米以上，有庙墙与外界相隔。建有大殿三间，明三暗五，中间立有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和太上老君三座神像，东西两侧有泥胎塑像，且有东西偏殿、香炉等。再向南有三间古式瓦房山门，内有托塔李天王神像，中间有甬道至庙院。过道向前为丈余宽的神道直通南侧东西大路。在庙的西南侧有一低洼处，为小洪洼。旧时每年农历二月十五（道教太上老君圣诞日）均逢大会，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朝拜，后庙宇毁于解放前，坟冢毁于十年动乱。
据《光绪鹿邑县志》对洞霄宫先天太后墓的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大雨，墓崩露石棺。乡耆完得水修封之。”此处的石棺即金代全真派道姑奥敦妙善（女真族）的石棺，后又因民众耕犁而暴露于地表，今尚存于太清宫。奥敦妙善曾为亳州洞霄宫主持，死后葬于洞霄宫西。由此再次可知，先天太后墓位于太清宫北。
虽然洞霄宫在历史上一直以后宫形式存在于太清宫北部，屡毁屡建，但其大致方位未曾变化，对于李母的祭拜也并未停止。
近代，洞霄宫毁于清末捻军 *** 的战火，虽重建但“无复往者宏丽之观”，现存娃娃殿与三 *** 殿（祭祀儒释道三教 *** ）等民国初年建筑。
关于鹿邑明道宫的补充：
1938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四），日军第四骑兵旅团藤田部在鹿邑县城东广灵观“李母墓”（今所谓虞姬墓）高处，对形似碉堡的明道宫老君台进行炮击，炮手是来自日本岐阜县武仪郡的梅川太郎（并非网传 *** 人）。梅川亲手打了12发炮弹，又由指挥官补打一发，总共13发。事后，日军在老君台驻守一个班的兵力，伪鹿邑县维持会只找到12发炮弹。
1983年9月19日，以81岁的石井为副团长的第二批“访中慰灵团”到鹿邑县观光旅游。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带兵进驻鹿邑县城，为日军骑兵高原联队第二中队大尉中队长，也是城防警备司令长官。随同旅游的还有时任日军第四骑兵旅团藤田部 *** 大队第二中队二等兵，后任职于鹿邑县日军宣抚班的梅川太郎。
1987年，梅川太郎在 *** 《民众时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名为《七·七五十周年之省思——一个日本兵在中国的写实》，全文如下：
另一篇名为《一群日本老兵对海峡两岸的观察》。该文重点节录其原日军第四骑兵旅团一群老兵，以旅游团的名义回到中国访问参观期间对河南豫东部分的描述。
1997年9月19日，梅川太郎等人最后一次来到鹿邑，把从日本带来的白色方柱恭恭敬敬地立在老君台前以示谢罪。后被鹿邑方面命名为“和平碑”。2003年9月5日8时许，因秋雨连绵，老君台台体西南角坍塌；至9时许，连同西配殿整个西南角出现更大坍塌。在这次维修老君台的施工中，从塌方的泥土中又露出一颗弹头，后确认为日军遗留，被河南省 *** 爆破专家带走引爆销毁。
关于涡阳方面常用的地方方志及族谱的补充：
唐代史学家、弘文馆学士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曾经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
明末清初史学家、启蒙思想家、喊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南雷文定三集·淮安戴氏家谱序》中，对家谱存在的问题批评更加尖锐。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曾表示：“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少数可上溯到13—14世纪，极个别才能推算得更早。家谱中也会有不少明清以前的内容，有的甚至可以从三皇五帝的世系排起，但这些并不可信，不具有人口史资料的价值。”
鉴于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涡阳说所引的方志与族谱均具有主观偏向性与历史造伪可能。皖北所处的黄淮地区在宋室南迁至明朝开国的几个世纪内，兵革不息，水患频仍，土著居民早已百不遗一，现今居民的始祖更多是由山西与山东迁徙而来。此外，历史上究竟有无尹喜、关尹喜真实姓名为何，均存在较多争议。
下方链接为尹氏后代对未经涡阳说干预的皖北尹氏老族谱记载的其家族起源的总结：“明初，饱受战灾河决之苦，皖北地广民稀，人力不至。来祖讳奎，自禽昌山尹村徙亳东鄙桑里。公有子十一，多散居四方无记。唯传四子迁刁山，六子过继于叔父并随之迁亳南双沟集，七子迁颍东枣庄集，九子迁江南徽州府。十一子随公居尹家沟。其余不可考……因尹喜不是我们皖北尹氏先祖，所以文中称先贤。”
涡阳说总是爱用尹孤堆以及篡订后的尹氏族谱来做证据。事实上历史记载的尹喜祠及其墓位于著名的道教圣地——陕西西安周至县终南山楼观台，据记载为汉武帝时期建。譬如雍正《陕西通志》记载：“尹喜祠，在老子祠北。”乾隆《重修盩厔县志》云：“尹喜祠，旧志在县东南三十里三清殿北，文始殿即其故址。”
唐武德九年，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撰写的《大唐宗圣观记碑》即云：“宗圣观者，本名楼观，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因即为号。”元代“以先朝宫图，故新参订，重绘而刊之于石”的《终南山古楼观宗圣宫之图碑》曾对位于仙蜕园处的尹喜墓进行了明确标记。然而楼观台尹喜墓及尹喜祠依然在十年动乱时期被毁（1968年平整土地时被毁），至今未能恢复原貌。
此外，南朝梁代僧祐撰于天监年间、驳斥非佛疑佛之说的《弘明集》及唐代的《广弘明集》曾言：“老子生于濑乡，葬于槐里（与周至县仅隔渭河，古时辖境或有重合）。”“李叟生于赖乡，死于槐里，庄子可为实录，秦失诚非妄论。”“老子遁于西裔，行及秦壤，死于扶风，葬于槐里。”而《庄子•养生主》曾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水经注·渭水》中称：“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迳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就谷（今为就峪沟）、大陵（大陵山）均位于楼观台：历代正史记载均认为老子墓及尹喜墓位于陕西楼观台，而非名不见经传的位于雉河以北的尹孤堆。
尹喜墓，在楼观镇西行村南200米，墓地面积180平方米，有清道光年间立墓碑1通，青石质，残泐较重，另有石羊1对，已湮没于地下。1968年平整土地时被毁。墓碑现存于楼观台宗圣宫三清殿西南，圆首，无碑额碑座，碑面雕有丁字纹图案边，中央隶书“周大夫关尹喜墓”七个大字，清道光四年(1824)刻立。
而涡阳的尹孤堆则位于尹姓村庄附近，仅同治《涡阳县志》中记载为“周尹喜墓，俗呼为尹喜堌堆，即老子过函谷关关吏也，在县北雉河堡。亳州旧志未载，其或考核未清，旧志所遗欤？”该古墓亦曾于1951年被 *** ：时任涡阳县赵屯区政委的曹霖为建学校和区公所，不懂文物政策，不请示就带领群众扒尹孤堆，用太平车运墓砖使用，致使该墓遭受严重 *** 。
1992年涡阳县文管所对所谓尹喜墓的尹孤堆进行了清理，墓内情况如下所示：
该墓为西北东南走向，墓门直对西北，墓门外偏南侧有一石碑，长约一米，宽约半米，厚约十五公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篆字，今已流失。墓的封闭用夯土筑成，夯土遗留约存十余层，每层厚约20公分，层面密布夯窝，这些都是当年封墓时留下的原始痕迹，文化层次保存较好。墓为砖石结构，有大型汉代方砖铺地，存有巨石墓门两扇，每扇高170厘米，宽80厘米，厚10厘米，上有兽头铺首浮雕，现在东岳庙老子文化博物馆珍藏。墓门至墓室后墙总长2280公分，墓室四孔，南北总宽1620公分。其中墓室进深570公分；室宽165公分。墓内甬道总长1270公分；道宽198公分。两耳室分别在甬道两侧，靠近墓门，耳室进深228公分；室宽390公分。耳室门宽113公分。墓室及耳室拱顶距地高度均为400公分。该墓各部建筑全系东汉青砖砌成，白灰粘口，所有墙面使用的青砖均有花纹，大小尺寸不一。墓地周围还可以随处寻到一些破碎的汉砖，每块汉砖都分布有典型的东汉时期的麻布、菱形、乳钉等花纹图案。在清理回填土的过程中，除出土许多东汉器物特征的陶片及数百块各类汉砖外，还在该墓的通道与甬道的交会处提取到一柄镇墓神物铁质宝剑，墓中不同方位提取到“货泉”铜钱数枚，这种铜钱是典型的东汉货币。
尹孤堆出土文物充分表明该墓为东汉构筑，距离尹喜生活年代有五百多年——然而尚无 *** 息表明墓中出土文物能说明墓主人身份是春秋时期的尹喜。另据涡阳尹氏家谱记述：“来祖墓在天静宫，雉水北岸，值明末乱已失其所。”“明尹奎明十一公，配程氏，墓在石门村东南隅，有四石为标志，茔地十三亩，以作祭祀之费。”由此可知，涡阳尹氏族人始迁祖的坟墓在明末已经难觅踪迹，何以得出高耸至今的尹孤堆是其始祖墓？实属今人错认祖坟而已。
此外，涡阳县丹城集附近有较多相姓人口（但人口绝不占全国相姓人口的半数，且其他地区相姓多以西河堂自号，与作为涡阳相姓始迁地的相老家村基本无关），其老族谱现已不存，而新编家谱则过多受到涡阳说的干扰，可引用价值不大。
关于亳州道德中宫的补充：
亳州道德中宫始建年代不详，仅知明万历年间亳州知州马呈鼎对其（老子祠）进行了扩建和翻新，现存建筑主要为清道光十一年重修。
关于义门镇、亳州、涡阳县以及天静宫的历史沿革：
据同治《涡阳县志·卷一》记载：白龙王庙在义门集。《隋书·王劭传》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黑白二龙战，白胜为隋有天下之兆。士人于此立庙祀之。
义门得名于北宋年间被皇帝敕封“义门”的王子上家族。《亳州志》记载：“宋王子尚，四世同居，长幼孝悌，人皆化之。诏旌表之，仍蠲其课。”
所谓的义门得名是由于“唐代的真源县有九门，安禄山 *** 时真源县被攻破，真源城被毁，留下了一个门就是仪门，在清代被改成了义门至今”的说法，源自1983年的《义门区志》，但在前代史料中未见有任何记载。
至晚在民国时期，涡阳本地文人马朴仙的游记依然记载义门附近仍有明代碑刻介绍义门名称的真正由来：“考义门之名，见于宋咸平王子上旌表，以此名集，明碣已有之矣。”
义门在元代为归德府亳州城父县义门乡白龙庙（出自《元福宁镇城父县达鲁花赤伯颜死事碑记》，而城父县义门乡坞下村应在今涡阳县牌坊镇丁集村附近，其地清末有坞下庙），义门集由此而别称庙集（嘉靖《亳州志》：龙王庙……城东七十里，义门集涡河北岸，故此地名庙上），至晚在改革开放初期，义门附近居民仍多称义门集为庙集。
譬如成化《中都志》记载：“白龙王庙，在县东七十里，涡河之壖，地名庙上，洪武年间修（元代已有此庙，明洪武年间应为重修）。”旧时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该庙逢香火大会一日。庙有三间大殿，殿中龙王面白，庙联：“青土波澜看远去，白龙法力颂无边。”“雨顺风调，恩膏广被。河清海晏，恺泽长流。”
明代义门集为南直隶凤阳府亳州义门乡义门巡检司白龙王庙督捕厅。《嘉靖亳州志》记载：“商贾辐辏鳞集，积岁成业，自城西北关及义门沿河一带，楼舍攒拱联络，动计百家，入境望之，弘敞巨丽，殊绝百城。”此外，该书亦认为：“若据洪武版籍，城父虽不可复，而鹿邑仍当收属，或于义门繁殖之镇，更创一县可也。”
嘉靖四十四年亳州同知李先芳撰写的《重修玄帝庙记》对义门集描述有：“涡川逶迤，龙山北拱，生齿繁衍，货殖兴焉——诚一巨镇也！”明万历十五年归德府督捕通判王昌祚所撰写的《义门集千佛阁碑》描述：“予来官归德，倅□义门集。集为亳首镇，当直省（即南直隶）冲衢，军民杂扰，素称难治。”（注：明代卫所屯地确实是与州县民地交叉错置，而亳州武平卫早在永乐年间即已改隶南京中军。民国县志黄佩兰评论道“华离错置”，所言极是！）
明代嘉靖年间，李先芳曾在义门集著有律诗《义门晓行》：
曙色起林鸦，青天明晓霞。
蒹葭晞白露，墟里带清沙。
老骥长途怯，新鸿一字斜。
不知时序晚，野菊有黄花。
据《亳州志》记载，明正统五年，亳县知县卢试荣在白龙庙北创建义门仓（《江南通志卷一百十八》，又名裕备仓，毁于清末，清代义门集又有社仓）；正统十年，在白龙庙设立义门巡检司（《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六》：正统十年十二月四日癸卯，设直隶凤阳府颍州亳县义门巡检司，置巡检一员，从巡抚侍郎薛希琏言，地迫黄河，居民丛集，正逋亡往来之路，宜设巡司，以盘诘之也。），弘治九年随亳县升州而变，后废。清乾隆十九年，因亳州 *** 汉民杂处（《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四百七十七》：又颍州府属亳州，回汉杂处，请于义门集添设巡检一员，并建衙署等语。）而复设义门巡检司；明弘治六年，凤阳府知府在伯俞村创建伯俞祠（关于韩伯俞籍贯，下文有分析）；明正德六年，北方农民 *** 首领杨虎在亳州白龙王庙集试图南渡涡河（当时又称小黄河），被官兵扼而杀之；明崇祯十年，隶属于李自成 *** 军的袁时中/小袁营亦曾攻破白龙王庙镇。
根据明代成化《中都志》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的记述，城父村在明代隶属于亳州大吉乡而非义门乡。另据《安徽省志》，城父古城至二十世纪末仍可见其遗址：为土夯筑，高约1.8米，长约8公里，方形，有4门，城垣尚可辨认。
根据嘉靖及顺治《亳州志》可知：坊廓乡即州城、南北大吉乡位于州城南、东西义门乡位于州城东、马丘乡位于城西（明《图书编》记载亳州西北涡河北岸有马丘村）、长安乡（明代城北马尚河/陈治沟东有长安仓）位于城北。成化十八年将东西义门、南北大吉四乡更名辛安、长乐、义门、大吉等乡；弘治九年添雷家一乡；正德八年添兴仁一乡；至乾隆年间有坊廓、大吉、义门、长安、马丘、辛安、长乐、雷家、兴仁等十一乡。乾隆三十九年划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乡，后道光年间又改为东西南北四乡。宋代以前亳州谯县有二十二乡，城父县有八乡；宋代谯县为十乡，城父仍为八乡。另据欧阳修《卫尉卿祁公神道碑铭》可知，北宋亳州谯县有汤阴乡。据龙德寺碑记载，龙德集古为扶沟村（光绪亳州志记载龙德寺保旧有扶沟、淬沟）。
据明成化《中都志》及嘉靖《亳州志》，明代亳州有四坊（即以今亳州城大隅首为中心，古代里坊制残留）、十一递铺、二十九村、三十四集。据《中都志》记载，亳州早期有州前、翟村、百尺河、彪栎（即今标里镇，原名季家庄，又名十八里铺，后被剿捻的清 *** 记作彪狸铺）、张村、涧村六个递铺；乾隆《颍州府志》则进一步记载有：总铺、车埠、翟村、钓鱼（今沙土镇东 *** 遗址）、鱼李（今沙土镇于里铺村）、义门、大闻（又写作大文）、羽传（又写作雨传，今涡阳县城附近）、涧清（亳州十八里镇）、闫家、十字河、卞家、双沟等十三递铺（此外，亳州东南的涡河两岸至今仍存狐狸涧、九女涧、穿心涧、乾溪等沟渠——其名颇具历史，尤其乾溪可追溯至先秦的《左传》）。
在涡阳建县以前，清代亳州/县境内尚存的孤堆/冢如下：汤陵（亳州志《汤陵碑记》曾记载：“亳自墉东迤，距不数里，厥地曰凤头村，内有丛冢盘积，傍附古刹，世传为汤陵遗址。”然而北宋《太平寰宇记》又记载，“夏侯湛墓，在县东北四里，晋为散骑常侍。”故存疑）、八角台、东西观稼台、东西 *** 、章华台（今龙台庙）、望花台、庙台子（城父镇蒋楼村）、黛台（城父镇小南庄，旧有楚平王庙）、明王台、凤凰台（已发掘，墓主人丁崇）、青凤岭、高阜（今高卜村）、四女孤堆、二女孤堆、一女孤堆、仓孤堆（今苍谷寺村）、曹四孤堆（即水经注中的曹 *** 家族墓群）、薛家孤堆、刘园孤堆、观音山孤堆、程竹园孤堆、魏园孤堆、牛寺孤堆、谯陵寺孤堆（又名谯令谷）、枣子孤堆（今鹿邑县宋河镇）、尹孤堆、土孤堆、烟孤堆、刘孤堆、华庄堌（旧有华云庙）、伍员庄堌（北宋记载为伍奢冢，其子即历史人物伍子胥）、丁固/堌寺（今丁固村）、减冢（又为简王冢，今古井镇）、竹冢（今贾集村，旧有竹冢寺，为汉代丁尧冢）、塌冢（今塔桥村）、枣冢（今河南永城境内枣冢寺）、青冢（篱笆集有青冢寺，今涡阳县犁耙村）、丁冢（今涡阳丁集村）、车牛冢（古城镇西三里的庙台子）、独母冢（城西三里，疑即西菜园村墓群）、古城王墓等。
其中，义门集西南、现属谯城区城父镇的章华台及二女孤堆均与“楚王好细腰”的楚灵王相关——《左传》记载，公元前637年，楚庄王伐陈国，取焦（谯城）夷（城父）；公元前533年2月，“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城父成为许国国都；后来，楚太子建于城父行宫迁居守边，随之居于城父的还有伍奢——其子为伍员，字子胥。
北宋沈括在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载：“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清杨守敬以为灵王可能先章华台建于湖北，后因乐乾溪风物而筑此，仍袭用旧名。章华台别名细腰宫、三休台，与秦阿房宫齐名。
公元前529年，楚国北伐突遭政变，申亥在乾溪（《史记》记载：“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左传》记载：“（昭公六年）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乾是干的繁体，今称干溪沟、赶鸡沟。）杀二女为楚灵王殉葬，即今二女孤堆处。《左传·昭公十三年》：“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国语·吴语》：“三军叛于乾溪，王亲独行……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史记·楚世家》记载：“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於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后汉书·刘梁传》：“及灵王骄 *** ，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二女。”清《亳州志》记载：“大夫申亥二女从死，与灵王合葬，台（城父章华台，又名灵王台，又因龙在北宋《广韵》及明清时期的洛阳读书音旧读为liong，与ling接近，故又俗称龙王台、龙台庙）东至今尚存二女孤堆。”据二女村村民于2021年夏口述，解放初期二女孤堆原有大小两座，封土十多米高，分田后逐渐平地取土，如今荡然无存。前几年有外地团伙夜间掘坑盗墓，以至于把黄土底层的砂礓石挖出，次日清晨才被村民发现，然已无济于事。
义门集古有伯俞村（今义门镇南窑村），旧传为韩伯俞（亦作瑜）故里，譬如《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二》即言：“后汉韩伯俞，城父县人……郡人称其孝，立祠祀之，在义门集西。”
《说苑》记载：“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甞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汉代实施察举制，即由各地向朝廷举荐具有孝廉德行的人才，但是在推行过程中逐步异化为矫伪饰行、门阀垄断的制度。所谓韩伯俞的事迹（伯俞泣杖），应为汉代举孝廉制度及封建孝道纲常下，社会竞相作秀的一种病态产物，并不足宣扬。
不过，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八店村（旧为祥符县八角镇，又名八角保或八角店）至今祥符区朱仙镇以北的新城集村（旧为新仓集，附近有新仓村）一带，古时有伯俞河（别名东沟河或鲁沟河，自中牟县界向东，流经位于今朱仙镇古城村的启封古城东北，为古代逢泽遗迹，今已湮废。而今八店村南另有南流的白芋/玉沟，为涡河北源，其名似与伯俞村相关），亦有伯俞村（元代有梁国公杨泽葬于大梁祥符县魏陵乡白榆村，而清顺治《祥符县志》记载其墓位于朱仙镇保枣林庄），相传为韩伯俞居处，更符合韩伯俞为梁人（关于伯俞的最早记载为西汉的《说苑》，此处梁地有可能指秦至西汉初年的大梁县，而非后世位于商丘的梁国）的历史记载。另据清《河南通志》卷六十四记述，汉韩伯俞（姓韩名俞字伯俞）为汝州梁县（秦置，明朝省入汝州）人；明万历《徐州志》则又云韩俞字伯俞，砀山县人。
据考，泣杖祠详址在集西北0.25公里许的南窑村，所祀即韩伯俞。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蒋应奎立《重修孝子韩伯俞祠》碑文载：伯俞村，在亳州城东七十里，有伯俞祠，南面涡水，北枕平原，西环周道，东接义门。祠于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创建，后重修一次。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又重修。祠有前殿两间，祀伯俞像；后殿两间，祀伯俞母亲像；厢房6间，藏祀器；地6亩供祭祀用。清咸丰年间，后殿和两廊先后倒塌，前殿和山门均瓦落背脱，全无当年盛况。1916年，义门商人曾省三出资修葺，并在殿内勤碑刻石。其规模如下：山门1间，大殿3间，中塑伯俞像。殿前左右设祠台。院中有柏树8棵，中间甬道一条，旁立对碑，碑压赑屃。
另据民国初年涡阳文人马朴仙《游义门集记》记载，“西行二百步，至龙兴寺，佛像剥落，愿田仅二十亩，僧贫不能给。门峙韩起故里碑，后筑龙坟，殆即隋白龙斗死之遗蜕欤！立寺以祀，亦犹汉祀宝鸡之义。”此处韩起绝非先秦时期的晋 *** 事家韩起，而义门所纪念的这位韩起的生平事迹如何，尚未得知——马朴仙在《同张忠甫、王敬铭、刘文甫游古真源谒泣杖祠，获明蒋应奎公撰韩伯俞先生祠碑记记事四十韵》诗中亦言：“是否韩起里，疑窦犹塞黩。”
今义门镇下辖的赵屯居委会，原名赵旗屯，为明代卫所旗兵军屯的地名遗存，绝非某些人望文生义地宣称为宋真宗（赵）祭拜天静宫时专责造旗的村屯。明初卫所军制：十人为一小旗，五小旗为一总旗，二总旗为一百户所，十百户为一千户所，五千户所为一卫，一卫为五千六百余人。陆军、水骑兵编制均统一。赵旗屯应是以赵姓长官姓氏得名。
80年代《涡阳县志·卷二·地理·建制沿革》中有关涡阳县历史沿革的原本记述：
《涡阳县志·卷五·军事·捻军》中有关涡阳县捻军 *** 的详细介绍。
清代徐宗干撰写的《斯未信斋杂录》记载义门集曾有：“（咸丰六年）五月 *** 大胜，十七日攻破雉河老巢，杀贼万余。白龙王庙胜仗，获铜印一方，篆文「管万户府印」，面镌龙凤三年造。考元末韩林儿伪号龙凤，或掘地得之、或旧家收藏之物，以此为符谶惑人也。”
在有关捻军 *** 的史料中，偶尔会提到亳州永城边界、涡河附近有一个叫做“寺儿集”的地方。譬如《同治蒙城县志》记载：“（咸丰四年秋）遣候补府张家驹、参将朱连泰赴蒙，遂同张虎文带练西剿至西阳、雉河、义门各集，斩获甚众。进至寺儿集，遇皖豫大股匪，乘势击之又大胜。师还，捻复聚。”《重修安徽通志》记述：“（同治四年）辛未扺亳，败贼于涡河北岸；丙子败贼涡北孟窝；戊寅败贼于寺儿集；己卯进屯百尺河；辛巳破涡南廖楼，斩捻首廖和尚；壬午降帖木儿（疑即今义门集西南的前后铁营，又名铁里营）等寨，破龚李庄（今为公里庄），抵义门镇，解其围。”《涡阳县志》则记载为：“曾国藩于闰五月行次清江浦，初三日至临涣，初八日抵亳州，败捻于涡河北岸，十三日败之于涡北孟窝，十五日又败之于寺儿集，十九日破龚圩李庄，解义门集之围。”
《清史稿》也提到：“（咸丰）七年，（袁保恒）从解亳州围，拔白龙王庙、寺儿集、雉河集贼垒，进攻三圩，战最力。”；《清实录》提到：“（咸丰四年三月）义门贼巢剿洗一空。余匪藏匿寺儿集、观音堂等处，为数无多。”其他史料中也有：咸丰四年“年底，苏（天福）部回师亳州，打败清知府张家驹、副将孙家泰于寺儿集，乘机攻入永城。”“（咸丰六年七月 *** ）守雉河集的清将西凌阿、崇安等逃往亳州寺儿集。”
清末义门集为捻军黑旗的势力范围，而黑旗总旗主苏天福在 *** 前多次在义门集活动。根据河南永城当地的传言，苏天福曾在所谓“寺儿集 *** 寺”经营羊肉屠宰——诸多迹象似乎可以将寺儿集与庙儿集（即义门集）相关联。
然而《重修安徽通志》有：“（咸丰八年九月）癸巳，豫军朱连泰、苏克金败捻匪于寺儿集，擒李万仓、陈钱。”而光绪《亳州志》则记载为：“癸巳，豫军朱连泰、苏克金、承惠败捻匪于翟村寺，擒李万仓、陈钱。”据此可知，寺儿集应为亳州东南的翟村寺，即今谯东镇的大寺集。
1864年涡阳建县时，仅义门集与雉河集的居民户口超过3000。其中，雉河集3210户，义门集3594户，为涡阳县最多。
清代诗人张洵佳曾坐船路过涡阳，作《泊舟涡阳县》：
赤眉铜马旧披猖，君盗中原此聚场。
官吏养痈成巨患，地形扼险重岩疆。
频年兵火遗民少，落日关河戍垒苍。
今日涡阳增县治，前车覆辙鉴毋忘。
日本明治四十三年印制的凤阳地图中关于今亳州地区的部分（地图用字为和制汉字）。
今涡阳天静宫在北宋时期原名天静（净）宫，因其在宋真宗朝拜真源县太清宫前自称为老君受孕之地（流星园/坛），故而得以敕建于大中祥符年间，最初属临涣县大李乡管辖，后划属亳州城父县；金代天静宫一带为南京路亳州集庆军节度城父县福宁镇；据出土的元统元年半截碑记载：“皇帝圣旨□亳州城父县，承奉亳州指挥，承奉归德府指挥，承奉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劄付……本县福宁乡福宁镇……”。此碑证明天静宫于元代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归德府亳州城父县福宁乡福宁镇。明代天静宫属于凤阳府亳州福宁镇，明万历四十六年蒙馆镇凤阳知府张□□《创修三清观记》称之为“西望感星吞气之乡。”清代属颍州府亳州福宁镇，后属颍州府涡阳县。
据清末宣统元年的《粧修道祖老君殿碑记》记载，涡阳天静宫有如下历史：“夫老子苦县人也，仕周为柱下史，其后乃骑青牛西去，不知所终。迨汉桓帝时，遣中常侍左悺、管霸一再祠之（此处指汉 *** 始官方立祠祭拜老子，并未认可该祠位于天静宫）。至唐朝以老子为始祖，立庙京师。太宗十年，诏天下老子庙改为宫，均给户二十名奉祀。武后元年，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当时创修（疑即真正的天静宫始建年代），闻系鄂公敬德监修，御史褚遂良书碑，风消雨蚀，无可考征。宋祥符六年，赐太上混元皇帝，洎乎元明两代，尚有碑碣可寻。追维道德千言，直与天地同朽，迄今历朝崇祀，若非有功世教，曷可臻此，后人谓为仙释。因其炼丹灶锅处，父老相传，尤能言之。嗟呼！仙宫道观毁于兵火，亦不知历几回建修矣。于道光二十二年，万善同归，集腋成裘，续修大殿三间，及宣统初年，视坍塌蹦坠，复议重修，又添东庙山门，所幸前菴地租余款百金，尚堪补苴之费。问序于予（六安直隶州英山县教谕张际昌），仅于记末。”
东太清宫原为流星园的别名，因天静宫紧挨着流星园，后逐渐成为天静宫及流星园的通称。
同治三年，从亳州划出十三保（东乡十二保、南乡一保）九十六圩，从阜阳县划出四集二十五圩，从蒙城县划出十五村四十五圩，从宿州划出十九保四十六圩，成立新县，即涡阳县。各州县分拨如下：
宿州：新兴集3圩，新兴集、大刘庄、麻塚集（麻冢村原为涡北六冢：石、宝、丁、青、麻、蛇之一，今属河南省永城市）；宝塚寺（宝冢相传为晋孙登墓，北宋熙宁八年建塔，元重修，民国涡阳县志称其又名石冢，今无）3圩，张家庄、武小寨（附近有石冢村）、曹家庙；重兴集2圩，刘油坊、重兴集； 龙山集2圩，龙山集、大王圩；丹城集1圩，丹城集（《宿州志》云丹城西南有舞阳侯樊将军衣冠墓，又讹名五羊城，传为汉五仙人骑羊入城化为石）；崔家集2圩，二相庄、大罗庄（有蛇冢寺）；太清宫2圩，潘老家、潘家庄（此处太清宫为天心宫）；青塚寺3圩，潘家楼、李家圩、椿树曹庄； 西顺河2圩，大刘庄、王家庄； 殷家庙4圩，魏家庄、冯家庄、王家庄、袁大庄；尚义集（今为周/邹墓村）4圩，段家圩、吴圣府（今马店集镇吴府村）、王家窑、高家楼（位于今石弓镇高楼村，古为宿州仁义乡养贤村，有养贤寺）；青疃集（有樊将寺，寺在樊哙衣冠墓前）2圩，有孟沟、穆家阁；曹市集6圩，曹市集、侯家楼、王槽坊、徐家楼、四里庙、灰山寺（即今辉山村）；古桥集1圩，李家庄；双沟寺3圩，罗家寨（有双沟寺）、王家浅、董王庄；石弓山1圩，石弓山；道竹桥（今石弓镇石羊村许楼与小集之间，元初为宿州临涣县仁义乡道住里）2圩，前袁楼、蒋家楼；大刘村1圩，大刘村（即刘村集）；柴村庙2圩，大张庄、大于庄。
蒙城：练庄村7圩，江家集、张家庄、郑家圩、李家营、郑老营、郁家庄、闫潘集；立岗村2圩，陆家庄、侯家庄；旧城村5圩，旧城集，小王集，陆老家，陆小营，陆家楼；蔡湖西村、蔡湖东村9圩，周长营、郭家寨、刘家集、盛家楼、朱家寨、王家楼、黄老家、盛家庄、盛河口；草桥村2圩，丁家庄、史家寨；杏花村2圩，黄家庄、杨家庄；吴林村1圩，吴林村；梁疃村3圩，李长营、梁家楼、席家楼；蒙关村（古为蒙城县纯化乡蒙馆村）3圩，张家寨、杨家楼、李家圩；草寺集1圩，大韩家；柳桥村4圩，高炉集、单家集（古为蒙城县崇仁乡善村集）、杨大庄、康家圩；黄练村2圩，李家寨、刘家寨；范蠡村（古为范罗村）2圩，西阳集、马家寨；马疃村2圩，罗家庄、刘家堂。
注：明中叶至清末，蒙城县下属的乡名发生混乱挪移。原位于县城内的在城坊变为东乡名、原位于东部的寿宁乡变为西北乡名、原位于西部的惠安乡变为南乡名、原位于南部的淳（避同治皇帝名讳后改为纯）化乡变为北乡名、原位于北部的崇仁乡变为西南乡名……至同治年间，崇仁、寿宁、纯化三乡的四里（每里十甲）及另外五甲划拨涡阳县。
阜阳（今皆属利辛县）：王市集（淝河北）4圩，刘家营、郭家楼、潘家楼、马家寨；延陵集（北）2圩，李家楼、刘家庄；佛镇集5圩，张家营、邵埠口、佛镇集（今佛镇村）、杨家营、李家寨；刘家集14圩，刘家集、马家桥、徐家庄、刘家寨、八里潘、张家营、永兴集、椿树店（今利辛县城春店社区）、楚家庄、朱瓦房、武老家、杨大楼、张大楼、张家庄。
亳州：雉河集12圩，郑家店（古为亳州水西村）、宋牌坊、尹家沟、马小楼、王大庄、韩家寨、刘家楼、董新楼、耿家楼、郑家寨、孙家楼、椿树园；丁塚集6圩，丁塚集（今牌坊镇丁集村）、河东、侯楼（即今吴桥村）、牌坊集、大梁（西有大里沟）、刘庄；耿皇寺4圩，耿皇寺、耿家场、王大庄、燕大庄；赵旗屯5圩，赵旗屯集（今义门镇赵屯集）、李家园、韩家寨、杨家楼、刘家寨；义门集8圩，义门集、三里张、张家庄、王家楼、秦家寨、十里庙、邓家楼、杨双楼；花沟集13圩，花沟集、孔家集、李破楼、湖里王庄、孙奶奶庙、邓新桥、公鸡寺（今公吉寺镇）、张菜园、龚瓦房、杨家园、孙双楼、刘斜庄、于家楼；彪狸铺1圩，彪狸铺（今标里镇，古有重兴寺）；临湖铺7圩，临湖铺（又名灵王铺、龙王铺，明代为亳州南大吉乡林胡村）、程老家、孙村店、程大庄、王家庄、王家楼、宋牌坊；张村铺（原属亳州南乡）10圩，张村铺、孟家寨、周家寨、张家庄、张家庄、高家寨、樊家寨、姚新宅、韩家庄、傅家庄；李（礼）门集9圩，郭家桥、灵奶奶庙、王家庄、孙老家、刘家楼、王家庄、李家庄、王家庄、李大庄；众兴集5圩，李家营、许家寨、李家庄、众兴店（今利辛县孙集）、冯家寨；小阎集3圩，小阎集、张家营、阎家桥；楚店集11圩，李家桥、纪王场、王家寨、赵家庄、江老家、楚店集、路家集、韩家楼、纪家庄、孙家楼、张家营。其中亳州应有九十六圩，此处有九十四圩之数。缺两圩无考，或改为涡阳县城。
据记载，涡阳设县时，县境共分五十一堡，堡分二百零八圩，圩管村庄不等，其名称仍沿蒙亳宿旧制。然而实际情况是51个堡分中，梁疃堡内并没有圩寨，真正管辖圩寨的有50个堡分。圩寨的实际数目也比记述的208多3个，达到211个。这211个圩寨里共有村庄4004个，平均每个圩寨中应辖有19个村庄。
辛亥革命后，设自治区，县分为8区：
一区在县中，堡名为：雉河、梁疃、蒙关、草桥、杏花、吴林、柳桥、楚店、花沟、丁冢、蔡西、赵屯、龙山。
二区在县东南，堡名为：蔡东、黄练、马疃、范蠡、旧城。
三区在县南偏东，堡名为：刘集、小阎、佛镇、立岗、练庄（今利辛县江集）、延陵（今利辛县马店孜镇西淝河以北）、王市。
四区在县西南，堡名为：张村、李门（今属利辛县张村，乾溪以东，旧与张村一水之隔）、众兴、临湖。
五区在县西北，堡名为：义门、耿皇、彪狸（今标里）
六区在县北偏东，堡名为：丹城、石弓、双沟、重兴、新兴、宝冢。
七区在县东北，堡名为：青疃、古桥、崔集、尚义、道竹。
八区在县偏东，堡名为：曹市、大刘、柴村、殷庙、顺河、太清、草寺。
1930年，改设9个自治区。1932年又改设7个自治区。是年10月，行保甲制，全县编798保，合组56联保，7725甲。1935年，设区分署，全县划为4区。 *** 区署设城内，划旧 *** 区和旧第七区的曹市镇各保属之。第二区署设江家集，划旧二、三、四区属之。第三区署设义门镇，划旧五区和旧六区的新兴镇各保属之。第四区署设石弓山镇，划旧六、七两区的石弓山镇、龙山镇、丹城集各保属之。1939年，改联保制为乡镇制。
抗日战争期间，今县境属中国 *** 领导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又称豫皖苏边区淮北行政公署，初期称皖东北根据地）。1940年1月，在新兴集成立涡北抗敌联合会，辖原涡阳县属3个区。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大举入侵皖北各地。1938年5月21日，日 *** 架轰炸县城两天，至23日上午日军占领县城。29日，成立涡阳县维持会。7月20日，日军撤出县城。10月，日军三百余人自西阳集渡河，又驻进涡阳县城，不久退回宿县。1939年9月，日军两百余人再次自西阳集渡河至城南占领县城。1941年1月，日军发动豫南会战。26日，日军从亳县经过义门再次进据县城，2天后因兵力不足退出。29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十六团旋即进驻县城，2月11日改“抗联会”为县 *** ，后因 *** 武装进逼而于2月19日主动撤退。1941年11月18日至20日，再度沦陷，后被卫立煌部收复。
1939年9月6日，由彭雪枫、张震将军领导的 *** 游击支队（后陆续改编为 *** 第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改为 *** 第四师）进驻涡北新兴集，并以此为中心，全面开展了抗日根据地建设。新兴集故而被称为豫皖苏边区的“小延安” 。同年11月6日， *** 同志率领中原局机关和大批干部，到新兴集20余日，对边区和支队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1939年，彭雪枫带领当地百姓共同挖沟排涝，根治水患。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专门立了一座彭雪枫德政碑（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四师在新兴集期间，司令部直属机关有政治部、锄奸部、 *** 部、参谋部、军法处、副官处、供给处、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十多个部门。1940年3月4日，抗大四分校（今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即著名电视剧《亮剑》中的军校原型）在新兴集成立。同年6月1日，新兴集爆发著名的“六一”战斗。1941年5月4日，因 *** 摩擦，四师离开新兴集，撤至津浦路东。
抗战末期至建国前，战事频繁， ***豫皖苏边区将涡阳境分为4个县所有，并建立地方政权。
1944年10月， *** 四师返回（津浦路）路西根据地，成立涡永县；次年2月改为雪涡县，下辖曹市、青疃、丹城、龙山、雪枫、吴桥、义门（日本投降后新设）、裴桥、毕桥、观堂、黄口11个区（下辖涡阳县境7个区：青疃、龙山、丹城、吴桥、雪枫、义门、曹市），每区设14个乡。
1946年秋，八分区北撤，雪涡县境为 *** 所占领，雪涡县与宿县合并，成立雪涡宿办事处，行使两县行政职权。是年12月，恢复雪涡县 *** ，属晋冀鲁豫边区 *** 豫皖苏边区行政委员会第三分区领导，下辖义门、观堂、裴桥、雪枫、丹城、黄口、吴桥、龙山、青疃、沙土、马桥、新桥、书案（今河南境内）、高炉等14个区。
1947年7月，成立涡亳县 *** ，属晋冀鲁豫边区 *** 豫皖苏边区行政委员会第三专区领导，辖大杨、油河、立德、店集4个区。1948年初，涡亳县 *** 属中原行政委员会豫皖苏分会第六分区领导，下辖大杨、师店、立德、临湖、新德、城父、花沟7个区（下辖涡阳县境3个区：花沟、新德、临湖）。
1947年11月，建涡阳县，属第六分区领导，下辖西阳、楚店、双庙、张村、刘集、路集、驼店（今蒙城县境内）、江集、佛镇9个区及涡阳市（下辖原涡阳县境9个区：张村、楚店、江集、西阳、佛镇、刘集、双庙、路集、花沟部分地区）。区下共计366个行政村。
1947年，建宿蒙县，属第三分区领导，下辖原涡阳县境3个区：曹市、单村（集）、顺河。
1949年4月，涡阳全境解放，合四县原涡阳旧地为一，仍称涡阳县，下划13个区：楚店、阎集、花沟、曹市、高炉、江集、丹城、吴桥、张村、双庙、义门、西阳、城关。另改涡阳县城为市。全县分130个乡、6个镇、3992个自然村。
注：1、1938年夏初，义门沦陷，后于当年由 *** 军收复，驻扎骑三师第八团。1941年1月下旬至抗战胜利，日伪自亳县侵占义门，驻有日军松田部队二三百人及汪伪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第十四师师部。伪军张岚峰部十四师师长李学顺，在义门设“新涡阳县”日伪县 *** ，内分民、财、建、教四科，各科设科长1人，秘书1人。历任伪县长贾于元、赵志勤、韩扶民、白尧卿、王化民。伪 *** 解体时间不详。
2、高公及新德集（古为新台寺，在亳州志中又名杨老人集。新德寺原位于今东杨寨村后，据传为纪念帝喾的小庙，毁于清初，仅存一高台，后又新建，故名新台寺）于1949年2月后由亳县第五区划入涡阳县（1949年2月《 *** 中yang关于在全国解放区调整行政区划恢复原边旧界的措施》下达，并发公文撤销当时的涡亳县），同时于1950年划拨阜阳县北部的宫集区及长春区４个乡入太和县。亳县自此不再与阜阳县接壤。
1950年9月，新增赵屯、佛镇、龙山三区。改丹城为石弓，改吴桥为新兴，改城关为城郊，全县16个区，206个乡，5个镇，4506个自然村。1952年9月，县境更为20个区（港）：义门、新兴、石弓、青疃、龙山、赵屯、花沟、城郊、高炉、曹市、西阳、双庙、楚店、高公、张村、江集、旧城、阎集、佛镇。另增1个港人民 *** 。全县共239个乡（港），5个镇、4506个自然村。1953年，自然村由4506个改划为4488个。1954年，划城关镇的下肘2乡（农村）归城郊区。1955年12月，县境更为12个区：石弓、新兴、义门、花沟、城郊、龙山、曹市、高炉、双庙、张村、江集、阎集，港人民 *** 并入航运站。全县分82个乡（包括5个镇）。1957年9月，县境更为7个区，1个区级的城关镇：义门、石弓、曹市、直属、张村、江集、阎集、城关镇。原5个镇撤3留2（城关、义门），全县共52个乡（包括镇）。1958年9月，撤区并乡，实行乡社合一，县境更为16个乡1个镇，后改称人民公社（基层社）：石弓、雪枫、义门、标里、赵屯、龙山、青疃、曹市、高炉、孙店、双庙、高公、张村、纪伦寨、江集、阎集、城关镇。1961年，县境划为13个区：城关、石弓、高公、江集、双庙、义门、龙山、高炉、雪枫、阎集（今利辛县城隶之，为阎集区驻地的春店乡黄湖，但并非本来的阎集）、曹市、张村、花沟。1962年重新设区，增设单集林场（区级），改雪枫区为新兴区。
1965年，设新县利辛，于当年5月1日划本县南部的张村、阎集、江集3区归之（析阜阳县王人、王市、马店、胡集4区20个公社，析涡阳县闫集、江集、张村3区20个公社，析凤台县阚疃、展沟2区8个公社，析蒙城县望疃区6个公社，共10个区54个公社组成利辛县辖区）。全县尚有10个区1个场：石弓、高公、义门、双庙、曹市、高炉、龙山、新兴、花沟、林场、城关。1967年，单集林场撤销。1969年撤区并社。1979年，撤社改区，县境更为14个区：青疃、龙山、标里、曹市、高炉、店集、双庙、牌坊、石弓、城郊、义门、城关、单集（林场）。同年11月，撤公社设乡，全县为73个乡。1981年5月，增设王窑乡，全县为74个乡。同年6月，在店集、标里、双庙3区交界处设公吉寺区。自此，县下为15个区：
城关镇：东城办事处，西城办事处，涡南乡
牌坊区：牌坊乡，代庄乡，耿皇乡，周桥乡，丁集乡
新兴区：新兴乡，重兴乡，大李乡，大曹乡，吴桥乡
石弓区：石弓镇，丹城乡，齐山乡，温庄乡，石羊乡
龙山区：龙山镇，刘店乡，赵庄乡，焦楼乡，樊桥乡
青疃区：青疃镇，马店集乡，王窑乡，蒋瓦房乡，刘村乡，殷庙乡
曹市区：曹市乡，高长营乡，顺河集乡，辉山乡，单集林场
义门区：义门镇，义门乡，程楼乡，赵屯乡，邓楼乡，陈大乡
城郊区：五里湾乡，张老家乡（西有小里沟），闸北乡，河套乡，信辛乡，大王乡（俗称大王店，旧时有洪福寺，寺内原有明代石碑，勒石记述明成祖朱棣及部下李麾于此驻兵，现仅存三间大殿），城西乡，马寨乡
高炉区：高炉镇，大呼乡，赵窝乡，蒙关乡，郭寨乡，西阳乡
标里区：标里乡，新德乡，刘竹乡，花沟乡，郭营乡，孙店乡
店集区：店集乡（古称柘树店），临湖乡，高公乡，天庙乡，宋牌坊乡
公吉寺区：公吉寺乡，姜大乡，王大楼乡，篱笆乡
双庙区：双庙乡，十里丁乡，王桥乡，丰集乡，胡碱乡，楚店乡
近年来涡阳区划频繁调整，不断拆并重组与更名雅化。截至2019年，涡阳县下辖3个街道、20个镇、0个乡：城关街道、星园街道、天静宫街道、西阳镇、涡南镇、楚店镇、高公镇、高炉镇（2016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单集林场所辖五个行政村合并至高炉镇）、曹市镇、青疃镇、石弓镇、龙山镇、义门镇、新兴镇、临湖镇、丹城镇、马店集镇、花沟镇、店集镇、陈大镇、牌坊镇、公吉寺镇、标里镇。
关于义门和涡阳城池：
义门古镇四周有砖城墙，城门九个，城内关外共有街道十二条（城外四条，城内八条）。据1958年编纂的《义门乡志》记载，砖寨连垛高一丈六尺，基厚三尺，垛宽四尺，垛厚二尺，共有垛五百六十个，周长六百七十二步。城外三面有城壕，壕宽两丈，深一丈二尺，南临涡河，涡河上建有四座浮桥。一、西顺河街，由三桥口至隅子口（又称隅顶或隅首），此街南端设一“迎薰门”，迎薰门东有理门公所，隅顶北端有一人巷与此街隔西大街对应。二、西大街，由大西门经灶君庙、关帝庙、姜太公庙、隅子口、花巷口、火神庙、武衙门（把总署）、无影碑至水巷口，大西门设一“瞻华门”，门外设头桥口，可通河西常小街。解放后改为西太平街，1971年改为胜利街。西门外建有一座白龙王庙。寺内建大殿三间，殿内塑有龙王偶像，有“先有此庙后有义门集”的说法。三、东顺河街，北起水巷口，南至四桥口。四桥口港上设有小南门，门槛上横一石匾刻有“伯俞故里”四个字。城外小南门及迎薰门间的河滩，南至涡河河面，街巷密布，颇为繁华。四、东大街，自水巷口始经穆阁巷至大东门，沿街有文衙门（巡检署）、义学，东南设一“蕴德门”，再东就是正东门或大东门（或云，大东门即蕴德门），上书“古真源”三个字，东南接五桥口（今涡河大桥以东的五桥路/现名千佛阁路南口），经阏伯庙、嫘祖庙、二郎庙再东是拖缰沟，其入涡口处跨有大石桥（此桥为一孔拱式，东西长九丈，南北宽六丈，高五丈。全桥由大石条砌扣，糯米汁和石灰汁混合浇灌而成。桥底是用石条铺面，石条下面用木夯将五六把粗的木桩打下去，每步一根，每根木桩之间的空隙，再用石条填铺起来，桥基异常坚固。桥顶石缝用铁扒镶嵌，整个桥面平坦如镜，两侧是三尺高的石质护栏，桥的两端成簸萁掌式向前伸展，东西桥头各竖石碑一通，记录建桥经过。此桥壮丽异常，每引行人驻足观看，号称：桥长二百（碑）单（担）一空，铁帮铜底万丈高。据传为尉迟敬德监修，于1958年拆除改建为水闸），附近有东仓。大石桥北段拖缰沟又跨有聚仙桥（实为一座古代桥闸，俗称闸工）。东大街解放后改称东太平街，1971年改称向阳街。五、花巷街，由花巷口至大北门，大北门设一“锡类门”，门外为北关街，属 *** 聚居区，街西有 *** 寺，寺后为哑巴坑。解放后仍称花巷街，1971年改为光明街。六、穆阁巷，由穆阁巷口至 *** 堂， *** 堂前设一“拱辰门”，门北有营园，为旧时驻军营房。拱辰门与锡类门之间区域为吊桥，北有东西走向的 *** 街。街东有当典坑及水井，当典坑东北角设有“怀柔门”和“寅宾门”。七、公馆街，自穆阁巷中心至花巷街中心，街北有无影坑。八、天相街，从西顺河街袁家坑（又名元宝坑，填埋于2020年初的古镇开发）附近向西至西河沿，西首设有“天相门”。义门镇涡河南岸有三桥街、史小街、邓小街、四桥街四条大街。这四条均系砖城以外的街道，又名为四关。涡河西岸的亳州境内另有一条常小街。古代义门寺院庙宇共二十余座，即千佛阁、玄帝庙（僧定然建千佛阁于后）、 *** 寺、 *** 堂、龙兴大寺（今民政办处，寺后有龙坟一座，1958年被平）、城隍庙、理门公所、关帝庙、龙王庙、灶君庙、包公庙、姜太公庙、火神庙、土地庙、二郎庙、天齐庙、一里庙、倒阁、孝祠、玉皇阁、瘟神庙、金星阁、白马寺、昙影寺、莲花庵等。
自古以来，义门均为皖北重镇，南北药商及商船络绎不绝。清代义门镇上商贾云集，设有“六行八市”。清末，建有“陕西会馆”、“河南会馆”。民国时期镇四关设有“鼎裕杂货行”、“瑞昌杂货行”、“程何成粮坊”等大小商店120余家；竹木、铁铺、银匠各类手工作坊和理发、浴池、照像等各类摊贩300多家（其他集镇仅为数十家）；有字号的钱庄计有6家。自抗战战事频仍，义门镇数遭兵匪抢掠，商业日渐萧条。解放后，经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集镇上设立各类国营企业及合作商店。此间几经周折，至1965年，形成以义门镇为中心，向亳东、永城南、太和东北各集镇，集散工农业产品的经济区。义门镇为县内汉、回杂居地。解放前，回汉两族常发生矛盾，涡河南之邓姓组织一武术队；河北 *** ，在 *** 寺组织两个国术队，每天练功。集北路西建有 *** 寺1座，现尚存。
下方链接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描写旧时义门集庙会盛况的小说，画面感十足。
文中有些纰漏：西大街（西太平街）的中心不叫鱼子顶，应该是大隅首、隅口或者隅顶。至于刹那门具体叫啥，没听过没见过，像是钟鼓楼之类的建筑。旧社会义门的周边百姓更常用庙集而非义门来称呼义门集。太（泰）昌行在2019年前还有遗存，门面夹在合作社和粮站中间，有锁姓居民在经营。文中描写的风火墙（前几年被拆）、出檐牛角梁的瓦房（今剩七间）我也都见过。太昌行与锁家大院隔着东太平街相对，大院建筑今已不存，但仍为锁姓 *** 聚居。
2020年之前，从义门四桥口（以前有城门名曰小南门）沿着被填埋的元宝坑（袁家坑）南侧一直到三桥口（有岗楼名曰迎熏门），再从三桥口往西经漳河嘴（河东侧有天相门、瞻华门）北折到西大坝，再沿着 *** 小学后边的坑往东北通到义门大将羊肉汤附近（锡类门），羊肉汤馆南侧有个窄胡同可通到穆阁巷（中间有拱辰门），那一片即为吊桥：以前在这一圈能明显看到断断续续还有护城城壕，还有砌砖的高岗子所围的路，虽然外表已是现代居民为护路而自发添补的砖。再往东应该就找不到城墙遗迹了。
2020年，为迎合涡阳县全域旅游及义门镇所谓千年古镇建设，义门巡检司的遗迹悉数拆了近乎一半，拆旧建新、拆真建假的伪古镇路子甚嚣尘上：位于义门镇南头的理门公所的百年栾树在拆迁中处于半死不活状态，残存的城墙遗址也片甲无存；东西太平街、东西顺河街地下的原装古石条（质地坚硬平滑，几乎玉化）被全部掘出，并闲置丢弃，而高费购置的新石条却酥脆坎坷、极其劣质；大量三、四十年历史以上的砖瓦结构民居四合院及胡同巷道被拆，保留的却是新建的三层水泥楼房；五十年代建成的极其坚固的沿街门面房，被承包商改造为同质套路化、崭新的、不伦不类的仿古商铺；老街的老粮站大院要为仿古的新“古镇建筑”让道拆除……整个老街被拆得七零八落、如同炮炸，完全脱离了本地的实际历史风貌。
1958年12月，周 *** 签发“安徽省涡阳县红旗人民公社义门基层社为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基层单位”奖状。1993年至今，被批准为副县级建制镇。
注：理门公所，清时设立的公开组织。主持公所的称“当家的”。凡想加入，须托先加入的人向“当家的”介绍，得到允许后，便跪神发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誓罢，当家的授以“乾元亨利贞”五字。意是：“一心灭大清”。在理之人须戒烟酒，并有劝戒烟酒之责。
此外，本地有巧立名目、重复施工、折腾经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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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城始建于清同治七年，城开四门：东曰“崇升”、西曰“溥泽”、南曰“迎薰”、北曰“拱辰”，各设戍楼于上，外筑月城。城外有城壕，唯北面濒涡无壕，壕岸植柳若干株。城内县署坐落于南大街路东，其左为城隍庙，右为义正书院；圣庙位于城东南隅。
下方链接是一篇描述涡阳县城的文章。
涡阳大事记（1864年至1983年）：
涡阳县天静宫重建原规划图：
关于涡阳县其他集镇：
关于境内丘陵：
县城东北二十五华里，有龙山集（非龙山县城），旧有龙山营驻防。集有龙山隆起，其山势由西北走向东南，头昂东南，中间微洼，蜿蜒曲折，形若卧龙，龙山由此而得名。山南北四华里，东西最宽处一里许，面积约一点七平方公里。海拔高度一百零五米。
南首“龙颔”之下有洞，名“白云洞”，大雨前常有白雾从洞内喷出，缭绕如云，因以得名。“白云洞远眺”是涡阳原来的八景之一。《宿州志》载：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洞内又现一洞，洞口倒垂石乳，长一尺五寸。复现石龙，白色，长二尺，鳞角宛然。旁多石乳花，人争往观。惜后被碎毁。《涡阳县志》也说：“有石杖栏顶，倒垂如塔。”据此看来，洞内不仅有石英石，还有逐渐形成的钟乳石。白云洞洞口虽小，须躬身而进，但进洞不远，即可挺身。洞深约二三华里，宽窄高低不等。有些地方细如缺口，须蛇行才能通过；有些地方则很空旷，竟大如房间，洞逶迤弯曲，黑暗无光，须持灯烛探幽。洞内有细流，水声淙淙。洞中多黄泥，过去乡人多用来染衣，不易褪色。往昔每逢地方大乱，常有人匿入洞中。平时则因阴暗潮湿，人迹罕至。解放后不久，即将洞口封闭。
龙山东五华里，有独山。因“一峰特耸”，形如蜘蛛，又名蜘蛛山，海拔八十五米。捻军首领张宗禹先生张鸿羽（外号小英兰），清雍正年间 *** 时曾率人占此山称王。龙山西四华里，有塔山，因“形如栖凤”，又名凤山，海拔五十三点四米。三山之间，俗称“三山区”。其南三华里，为北淝河。据传，此河系北宋王朝所开之运粮河。年年有大批粮食从南方沿此河运往汴京（今开封，北宋首都）。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1980年）涡阳知县张树建领人挖北淝河时。曾获一铁锚，重三百余斤。于此可见当时北淝河水势之大。三山之间，俗称“三山区”，其南三华里，为北淝河。据传，此河系北宋王朝所开之运粮河。年年有大批粮食从南方沿此河运往汴京（今开封，北宋首都）。古语云：“三山口紧对运粮河”。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1908年），涡阳知县张树建领人挖北淝河时，曾获一铁锚，重三百余斤。于此可见当时北淝河水势之大。三山之间，旧为泽薮，名“龙山湖”，海拔仅二十六米多，常为水乡泽国，给当地造成莫大灾害。今虽已平没，然当地人仍称“龙山湖”。
三山上下，旧日庙宇甚多。比较有名的，东独山有善圣寺，西塔山顶有塔寺。龙山顶有太山庙、活姑奶奶庙，龙山北有真武帝庙，山南有关帝庙，山侧有马王庙，山之西麓还有觉观寺等。其中以太山庙和觉观寺规模为大，建筑精美，很为壮观。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和十月十五日，山庙逢会，县内县外，远近香客云集，多达数万。山脚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十分热闹。现在，所有庙宇全毁，泯没不存，唯觉观寺前的一株唐朝古槐，尚有遗迹可寻。树高数丈，粗三抱。古曾遭火焚，西南则裂痕如门。干中已空，可容五至七人。此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死十余年，后逢春复苏。2000年春节，因炸山活动而侧翻死亡。
龙山南麓，有烈士陵园。初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为我 *** 四师纪念曹圩、马港湾、蒋瓦房诸抗日战役中之八十二名烈士公墓。一九七四年三月，又将淮海战役中牺牲之十九具烈士遗骨迁葬于此。一九七八年十月重修后，更名为龙山烈士陵园。周围砌石墙，园内植松柏花卉，墓前肃立石碑数块，曾以此为核心设立有自然保护区，后名存实亡。
涡阳县龙山烈士陵园，内有柏树100多棵，长年栖息40余只猫头鹰。1984年4月20日，经县人民 *** 批示，划为猫头鹰保护区。范围为：以龙山烈士陵园和龙山南坡为主体。四至界限，北至龙山山背，南至烈士陵园南大门，东西分别至龙山东西山脚。在保护区内，确定专人管理，不准垦殖、放牧和放炮采石；不准采伐树木和修枝打丫，游人不经同意不准入内。在县境内，严禁捕猎、捣巢和驱赶猫头鹰。不准任何单位、个人买卖猫头鹰。
然而实际上，龙山猫头鹰保护区炸山活动并未受限。
龙山属于老年褶皱山脉，产生于寒武纪。山上多石少土，石色多青黄。据科学考察，淮北地区古时为 *** 大海，龙山和独山、塔山均为海陆变迁、地壳突起而形成的 *** 山丘。龙山含有磷磁矿、煤矿。西山坡下有大量耐火土、青石。石质为水成岩，结构层次，清晰可辨。年深日久，表层风化为页岩，下层为坚硬之石灰岩。由于大量开采山石，面貌已有很大变化。
龙山十景
大寺紧对白云阁，山顶犹存舍儿坡。白云洞内白云锁，凤凰岭上念娇娥。
兴败山脚向槐树，龙眼四望看日落。大桥三百零一空，七二连窑靠涧河。
清油湖：《元和郡县志》中的“城父县”条目记载，“高陂，县南五十六里。周回四十三里，多鱼蚌菱芡之利。”清油湖为天然之湖，位置在城父镇西南、古城镇以东、涡阳县标里镇以北，湖心偏于亳州城父东南，汛期四十里 *** 一片，枯水期则分成七个 *** 的湖泊，西接明（洺）河，油河之水，北流为章水，故有漳头之名。经过黄泛淤积及人工疏浚后，民国四年《安徽省亳县水利详细总分图说》记载，“清游湖宽六丈，深一丈，长三千三百丈。”其图所示位置为今油河自三岔口东至蒋板桥河段和梭沟口以东至关桥之梭沟段。当时连为一体，因这些河段又宽又深，且每到汛期，诸流汇集，下游渲泄不畅，故两岸低洼处尽成泽国，波及甚广，经月不退，故以“湖”名之。清油湖又称七地湖，高公庙（今涡阳高公镇）、标里铺（今涡阳标里镇）、临湖铺（今涡阳临湖镇）、李门集（今利辛张村镇）、张村（同上）、篱笆（今涡阳公吉寺镇境内）、楚店（今涡阳楚店镇）七地皆为环湖而建，涡阳店集镇及花沟镇境内有南湖、北湖及信湖等旧有湖洼地地名。建国后，清油湖经多次治理，排水渐畅，积水面积减缩，逐渐消失。1951年治理后，三岔口以下皆称漳河。1957年治理时，漳河并入油河，三岔口以下河段上口加宽至60米，河深加至6米（是原湖深的2倍），排水畅通，洪涝尽除，清游湖绝迹。
义门镇土壤：地形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沿涡两岸高于南北湖地，地势平坦。 全区土壤大体可分成七种类型，即沙土、沙壤土、红粘土、黑粘土、砂姜土、白淌土和碱土。这些土壤的分布情况是，沿涡沙壤土约占百分之二十，涡北面大，涡南面小，红粘土约占百分之五十，由涡河向南北延伸;黑粘土约占百分之七，湖洼地零星点片；砂姜土绝大部分出现在湖洼地点片地带，约占百分之十;白淌土和碱土分布在湖洼地区，约占百分之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