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宓榭谈中西方命理学

admin2022-11-30 04:4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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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宓榭谈东西欧卜卦学

瑞典国家自然科学院院士、瑞典Tombelli-纽伦堡大学副教授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副教授一直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西人文卜卦学的较为。这次借着他来复旦大学参加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的机会,记者采访了他。朗宓榭副教授指出,自然科学对心灵有用,但自然科学无法满足心灵大部份的要求。这是他对卜卦学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

东西欧的卜卦学都有悠久的历史,也各具特色,您能无法先简单介绍一下东西欧卜卦术的大致分类和异同?

朗宓榭:我们先从星象学开始谈。东西欧都有星象学,但它们起到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却不同。星象学在我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治服务项目,星象学家像帝王的大臣一样。在西欧,星象学偶尔也会为政治服务项目,但对个人的星占十分两极化,它更多时候是被对个人所采用。这是中西人文星象学最小的差别。

星象学的控制技术原本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两个发明,几个世纪以后传至西欧,然后又传至巴基斯坦,然后有部分内容传至我国。台北“中央自然科学研究院”近史所的一名自然科学研究员张哲嘉做了两个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他认为我国现代星象专精不少方面都受到巴基斯坦的负面影响。这只是从控制技术角度对星象学做自然科学研究而得出的其中两个结论,并无法说巴基斯坦是大部份星象学的鼻祖。

在预估学中,分组、 *** 此种形式运用得十分两极化。古希腊会用分组的形式,我国的《易经》也有类似的 *** 。但《易经》的卜卦控制技术要繁盛得多,而且属于高级人文。中西人文最小的区别是分组(卜卦)的 *** 不同,是此种形式服务项目于怎样的阶级层级。在古希腊和古希腊,基本上是低阶层的百姓在分组,大部分是佣人、奴隶在采用,皇帝以及菁英知识分子不搞那些活动。土耳其保存了许多古希腊时期的寺庙,你能够看到彼时他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收到了什么回答。彼时都是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层级较为低的百姓采用此种卜卦形式。如此一来看,《易经》作为五经之一,在我国思想史上的话语权十分重要。这在西欧是完全没有的是。

在我国,棕果蝠卜卦十分两极化。卜卦从唐代就有了萌芽,唐 *** 始得到普及,唐代出现了“子平之术”。我国的棕果蝠卜卦和西欧的星占学最小的差别,是我国对人的宿命的测算以生辰棕果蝠为准,不看天文,只看时间。每一时、辛晓琪有两个特定的值。根据那些值换算成棕果蝠、天干、地支等各种东西来综合分析两对个人的宿命。这是一类根据时间的值进行的卜卦。这也是东西欧卜卦术的两个差别。　

您曾谈到,我国古时的预估术以排序为依据,西欧的预估建立在使徒的基础上,是口述人文。但我们知道,我国也有很多使徒式的预估,如扶鸾、KMH、巫术等,也算是较为主流的。西欧有以排序为依据的预估学吗?

朗宓榭:有的是,像卜卦也是以排序为依据的,但不太繁盛,可能有哲学观的原因。在古希腊、古希腊,卜卦活动主要是在百姓中流行。古时西欧最重要的使徒是莫利神殿中的女祭司皮提娅。她会被太阳神阿波罗施法,周围有许多辅助者来翻译、解释她被“施法”的时候说出的十分奇妙的语言。彼时大部份的古希腊、古希腊的名人,包括他们的国王,单厢去莫利神殿。这是菁英人文中很突出的现像。

如此一来看我国,我照办那些现像很两极化,有萨满、巫师、扶鸾,但还是位于一类另类边沿地带。所以,在我看来,我国的使徒式预估还是一类边沿现像。

新教的预估术也是以使徒为主, *** 原本就是使徒。《马太福音》里提到的摩西等,都是使徒。但对新教负面影响最小的是《马太福音》救赎,它和我国的《易经》是差不多的话语权。一直到中世纪末、近现代的那些使徒,包括彼时美国所谓的使徒都依靠《马太福音》的救赎。这方面的现代很长。虽然西欧有星占学,星占学是完全以排序为依据的。但负面影响最小,达到《易经》在我国的话语权的,还是使徒式的预估术。这是我对个人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自然科学研究,但我想还是有些道理的。

卜卦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宿命的认识上,西欧新教人文中,上帝是无法捉摸的,只能猜测;而我国式的主宰者更接近于天道,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似乎是有迹可循的规律。您觉得这对东西欧卜卦学的差别有负面影响吗?

朗宓榭:有负面影响。这涉及西欧神学的超越性,当代新儒家也讲内在的超越。在西欧人看来,在宇宙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不依赖宇宙的规律,上帝自己制定了那些规律,但每时每刻都可以改变。人类无法准确揣度上帝的心思,上帝想做什么人类无法排序。而且排序推测上帝的想法,有可能涉及原罪,要背负着一类道德负罪感。西欧人认为还是不要犯罪了。另一方面,上帝送给人类此种类似礼物的意志自由,让我们不要超过它的意志。

现代我国没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神,而那些神都服从宇宙的规律。所以我国人可以用排序的形式来考察那些规律与对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又涉及两个道德的问题。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规律,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按照朱熹的说法,卜卦也有好处,此种好处不仅是能够知晓对个人宿命,也是因我对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话语权。

彼时西欧也有不少人,包括教皇,十分相信和依赖测算,但他们要背负良心的压力。

我国和西欧的预估体系背后,都有您所说的决定主义的价值观和 *** 的负面影响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朗宓榭:我国 *** 最典型的代表是汉代的王充。他完全否定卜卦和预估等控制技术的合理性,除了相面。他认为宇宙是无法预估的,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上帝的看法。他强调遇会,放大偶然性。此种偶然性是预估不了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恐怕除了王充,也没有多少人赞成 *** 。

在我看来, *** 和决定主义最主要的差别是,决定主义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有限,但决定主义并不排斥人类测算自己的宿命。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达不到认识的更高层级,但在那些有限的知识里,我们能够根据许多现像,多少猜出我们的宿命。 *** 则不管那些,对控制技术预估是绝对否定的。

宿命虽然不在自己的手上。但不管是西欧的决定主义还是东方的决定主义,都不完全排斥人类对宿命的测算和卜卦。就像我国人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

马克斯·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强调天职,强调人间的事功,与我国的各种劝善书和功过格等,是否都暗 *** 通过对个人努力来改变宿命的方 ***

朗宓榭:是有这个意思,而且他的分析很深刻,尤其是对加尔文教的分析。加尔文教回溯到了奥古斯丁,完全简化了自由意志。像奥古斯丁以后的 *** 教的许多大师,他们慢慢地承认了自由意志,特别是 *** 会士。

但马克斯·韦伯对我国的道教有很多批评,因为他阅读的原始材料是荷兰人哥罗特写的,书中对道教神秘的宇宙观有很多介绍,所以韦伯对我国道教此种神秘的宇宙观就产生了许多偏见。

道教早期的赎罪、忏悔都是这样的东西。儒家也有类似这样自我批评的东西。每天都自我反思,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我有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有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您说星象学是东西欧的大学问,但在西欧,星象学是被看作“推测”或概率的学问。我国的星象学更强调天人感应。我们单厢联想到李约瑟难题,您是否在暗示西欧的星象学更容易启发西欧近代自然科学?

朗宓榭:我们都知道概率此种规则是十八世纪的发现,是数学家高斯的发现。这是跟 *** 有关的两个现像。我本人没有自然科学研究过,但有不少学者在自然科学研究我国数学史,对于我国数学中有没有发现过概率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表示怀疑,但还有不少人认为唐代、明代的数学著作中,学者会利用卜卦中的例子来表示一类数学规律。只是这个倾向并不是那么两极化。

但星象学与概率和推测好像没有什么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经验方面,按照星象学的理论,对某个行星的测算应该不是依据概率的规则来进行的。这方面我还得继续考察。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关键是我们给自然科学下怎样的定义。如果是从 *** 性的角度来看,那么卜卦术都有 *** 性,而且是十分复杂、十分繁盛的 *** 。《易经》的 *** 就十分繁盛。最繁盛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棕果蝠卜卦。你可以否定棕果蝠卜卦的原则、出发点和前提,但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 *** 性。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大阿尔伯特,试图把星象学放在自然科学体系之内,一直到西欧的启蒙时代都是两极化承认的。对自然科学应当作两个“特性”的定义。预估属于知识史,当然也是科技史的两个部分。比如天气预报虽然常常出错,但它也有自己的一套 *** 。另外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定义是靠经验性,棕果蝠也是靠经验的,就是华人生活的经验,星象学也一样。自然科学的第三个特性是重复性。自然科学应该是可以重复的。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医学不完全是自然科学。所以预估学不是那么简单的,有许多因素符合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定义。对自然科学我们应该重新下定义。

您认为西欧的预估学在新教普及之后,不再具有主导话语权,您为什么又说我国的预估学在主流与残余之间徘徊?我们知道,直到晚清,扶鸾术、堪舆术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很流行。

朗宓榭:到清末民初,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相信预估术,但仍会进行卜卦。最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从西欧学的。但从严复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每周单厢根据《易经》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等,什么问题都问。而且他在卜卦的时候会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空白,事后来看他自己算得准不准。我国知识分子把现代的宇宙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分开。一直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宇宙观放在两个地方,把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放在另外两个地方。但其实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把这两种现像和态度融合在一起,从宇宙观看实践,从实践看宇宙观。

新教兴起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教皇很喜欢卜卦等测卜卦运的形式。但到了启蒙时代,就完全不同了。启蒙时代有了对迷信、宗教的定义。许多法国的、瑞典的启蒙代表人物认为宗教代表迷信,同时完全排斥那些测卜卦运的 *** 。现在的西欧人有一派相信末世、相信宿命,另外一派是十分理性的。西欧的主流还是理性的,我国也是如此。比如民国的 *** 就完全排斥那些东西。在二十世纪排斥那些东西成为一类主流,但这类实践也不会完全取消。

您说风水、堪舆是我国独有的是预估术,西欧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朗宓榭:可能有不少原因造成的,但我只能说有这个现像给我很奇怪的感觉。中世纪西欧有许多星象学家用星象学来卜定位置或者盖房子等,不是采用风水、堪舆的 *** 。越南、韩国等东方国家都有此种风水、堪舆的现代。堪舆、风水那些控制技术都是由自然科学研究阴宅的 *** 发展而来的。我国重视堪舆,很可能与重视祖先崇拜有关。

朗宓榭谈中西方命理学

能介绍一下现在东西欧流行的预估术吗?您大概知道,我国的年轻人很热衷星座。

朗宓榭:我可以开玩笑地说,星象学可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样东西了。从清末以来,我国对一切西学都是拿来主义的态度,最后两个就是星象学。二十世纪想保护古时术数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欧类似的现像并不清楚,所以他们都强调自然科学主义,甚至连卜卦先生都应该按照自然科学的 *** 进行分析。按照最近的调查,三十五岁以下的我国年轻人,大部分都相信星象学。在西欧,我没有调查数据,但一般的报纸上也经常出现星象学的内容。那些是很好玩的东西。但不要忘记,卜卦术和“玩”这个概念关系很密切。你可以不百分之百地相信,但你可以玩,可以给你两个心理暗示。按照我的理解,恐怕现在星象那些东西在我国比在西欧更加流行。

启蒙时代以来,世界进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如今,自然科学如此兴盛,却有大量的人相信卜卦学、预估主义等现代的东西,您说希望从我国的预估学中找到解决西欧自然科学预估失灵的局面,是不是意味着会有“复魅”时代的来临?

朗宓榭:这个也很难说。我们现在慢慢意识到,纯粹的自然科学主义是无法成功的。原本自然科学是帮助人们实现更好地生活的,可是自然科学也会成为人类迈向好生活的两个障碍。不过,完全离开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袪魅”是应该的,但在我国太彻底了。在我国的许多启蒙, *** 和“ *** ”就很激进、很极端。我们怎样找到两个中庸之道?这是最小的问题。我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知识部分做两个反思。为了避免完全“复魅”,回到原始社会的许多东西是不可能的。我无法提供什么 *** ,我不考虑具体的实践,但我希望能对那些知识做两个反思,要合理地对待那些现像。

自然科学对心灵有用,但自然科学无法满足心灵大部份的要求。我不想回到黑暗时代,但我也相信自然科学主义是过分的。我知道我国现在有“工业党”和“情怀党”之争,西欧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这样的争论,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主义。欧洲的绿党最初也是这样,对环境表示一类关心。

(实习生周雨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我国社会自然科学网

作者：黄晓峰

说明：2014年10月13日东方早报曾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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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娟